□ 刘杰

　　周末煮早饭，上小学的女儿拽着我的衣角撒娇：“爸爸说话不算话,我要吃红薯小米粥。”我这才猛然想起，忙乱间竟忘了霜降后出红薯的约定——这几十株红薯苗，还是清明离乡时，母亲特意让弟弟打包好，反复叮嘱我带进城的。

　　午后，我和妻子扛着工具，来到市郊租种的小菜园。秋阳暖融融地洒在地里，经霜后的红薯秧依旧墨绿葱茏，透着勃勃生机。我俯身割去藤蔓，一耙子刨下去，顺势一撬，一窝胖乎乎的红心红薯便带着泥土的湿气滚了出来。女儿兴奋地蹦跳着，拎起最大的一块朝我们比心，那洋溢着欢喜的小脸，让我不由得想起了被薯香浸润的童年。

　　老辈人常说：“红薯过立冬，不出只可扔。”红薯不经霜不甜，可冬天气温太低又易冻伤，霜降至立冬间，正是出红薯的最佳时节。那时，宛东平原上的青纱帐早已收割殆尽，刚种的冬小麦嫩得近乎隐形，唯有红薯秧的苍翠点缀着旷野，一缕缕薯香漫过田垄，让清贫的农家日子多了几分滋味。

　　每到这个时候，故乡的村庄便被红薯相关的农事填得满满当当，热闹非凡。出红薯是头等大事，提前几天割去秧子，既让田地晒干好劳作，也能让红薯积攒更多糖分。小块地靠人力一耙一刨，费力却踏实；大块地就用黄牛拉着铁铧翻垄，我们这些半大孩子便紧随其后，光着脚丫在田里奔跑，把翻出来的红薯扒拢成堆。松软的泥土蹭着脚趾，凉丝丝、麻痒痒的，像有小鱼在啃啄，额头上的热汗顺着脸颊滑落，却丝毫不觉得累。累了就随手捡一个红薯，用秧子擦去泥土，衣襟一抹便大口啃起来，脆甜的汁水充盈齿间，疲惫瞬间消散。

　　红薯拉回家，还要细细分拣。有磕碰的红薯，母亲会用特制的推刀切成薄片，摊在田埂上晾晒。经日晒风吹，红薯片变得干脆香甜，既是酿酒的好原料，也是熬粥的灵魂——红薯干煮进小米汤、糁子汤里，那股面香混着醇香，是刻在记忆里的味道。

　　完好的红薯要存进红薯窖，能吃到来年春天，是人畜都爱的口粮。红薯窖是大人们在村口土质坚实的地方挖的，口小肚大，深约两三米，几乎每家都有一口。下窖前，我和弟弟像“摸金校尉”似的，先把带防风罩的煤油灯放进箩筐坠到窖底，见灯火不灭，便知氧气充足。父亲抛下井绳，我们抓着绳子探身缩头，双脚一蹬窖壁，一下就滑到了窖底。父母在上面把红薯一筐筐坠下来，我们在下面整齐码好，还得在中间留个通风的窝。最后，我奋力托举弟弟，他鹞子翻身出窖后，再拉我上去，父亲总笑着夸：“这俩小子，心齐能干，真中！”窖藏时，母亲会特意挑几个黄皮黄心或红皮红心的大红薯，放在显眼处，等表皮渗出糖稀，洗净蒸透，刚出锅的红薯金黄金黄，轻轻一碰就破皮流蜜，香醇甘甜的滋味，能甜到心坎里。

　　冬日里，红薯最精彩的“变形记”当属做粉条。村里的六爷是十里八乡有名的粉条匠，冬天总蹲在墙角晒太阳，可一到下粉条时，便像换了个人——刮净胡子，洗净双手，穿上白褂戴口罩，神情庄重得很。他说，心诚手净，粉条才纯正。红薯洗净后擦成薯浆，用纱布过滤沉淀，倒掉上层酸水，就能得到洁白细腻的湿淀粉，晒干后便成了坚硬的干淀粉。

　　下粉条是核心技艺，六爷先把大锅水烧开，取少量干粉用沸水打芡，再与剩余干粉反复揉按，直到面团光滑柔韧。他拽一块面团放进漏瓢，目光瞬间变得专注，紧握拳头有节奏地捶打、抖动，雪白的粉线便钻进沸水，浓郁的薯香随水汽升腾。眨眼间，粉线浮上水面，变成金黄透亮的湿粉条，捞出放进冷水缸滤水后，挂在竹竿上定型、风干。那段日子，一排排粉条像白色瀑布在风中飘荡，成了村里独有的风景。无论是大肉炖粉条的醇厚，还是白菜豆腐炖粉条的清爽，故乡的手工粉条总带着劲道嫩滑的口感，鲜香馥郁，回味悠长。

　　如今，故乡的红薯依旧年复一年地种植，机械化收割省时省力，机制粉条也备受青睐。乡下人的生活早已富足，孩子们的娱乐方式五花八门，没人再把红薯当救急粮，也少见人力出红薯、下窖、做手工粉条的场景了。故乡在变好，可那些童年的快乐，却再也回不去了。但我始终怀念那薯香为伴的时光，眷恋那份未被物化的纯真。正是这流金岁月里的薯香，让清贫的童年活色生香，让绵绵乡愁酿成醇厚老酒，在心灵深处氤氲不散，让步入中年的我愈发珍视生命的本真与生活的原味。

　　编辑：谭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