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蒋晓东

　　张大爷在院坝里用木耙梳理着黄灿灿的谷粒，与我说：“再有几个大太阳，谷子就晒干了。”秋天雨后的太阳，显得格外火辣，张大爷黑黢黢的光膀子像在流油。张大爷的儿子儿媳也在帮忙，整理箩筐、扁担之类的农具。屋檐下的风车、连枷是用不上了，现在都用脱粒机，张大爷依然叫他的儿子把它们洗得干干净净，木把手被磨得发亮，倒像件舍不得丢的老物件。

　　在农村，我喜欢把六十岁以上的男性叫大爷，当然，张大爷也不“示弱”，回叫我“蒋大爷”。听话听音，那声音的“调调”，亲热得如两兄弟，这份不掺杂质的亲热，是乡村里最动人的暖意。

　　张大爷的“谷场”，其实就是门前的水泥院坝，大约有六十平方米。而以前的谷场很宽，晒谷、打谷时大伙儿凑在一起，有说有笑，各种情趣的壳子吹得满天飞，一天的时光转眼就过去。到了黄昏，再去小河沟里洗澡，浑身清爽地回家，日子过得自在又热闹。张大爷说：“蒋大爷，早先的谷场没影儿了，还真有点想它们。”看得出来，张大爷是个念旧的人，要不，他家的风车、连枷，早该和旧谷场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现在也不错，家家户户都有院坝晒东西。”张大爷又笑着补充道，语气里满是知足。

　　听着张大爷念旧的话，我也想起四十年前在文庙街遇到的一桩“米事”，那事儿竟还和他有关。

　　四十年前，我在一家杂志社上班，单位常安排我去邮局寄信件，还要给不少部门送信件——外地的信件走邮局寄送，本地的由邮局送到各单位门卫，而我代步的工具，是一辆28杠的自行车。

　　那时我年轻，骑车总爱往快了蹬。当时绵阳的街道基本没有“划线”，路况也没现在规整。当我骑到文庙街时，看见前面有个人也骑着自行车，他后座上绑着的麻布袋子不知何时倾斜了，捆绳慢慢松脱，白花花的大米瞬间撒了一地。我反应敏捷地从地上的大米边绕了过去，心里只匆匆闪过一个念头：这么多米撒了，可怎么收得起来？

　　那时的粮食金贵得很。就说我家爷爷，吃饭时碗里从来颗粒不剩，要是看见锅里有“巴锅”的饭粒，总会拿着铲子把锅刮得吱吱作响，一点都不肯浪费。可那天，我光顾着赶路，竟没停下来搭把手。

　　正在这时，那位驮米的大哥突然转头，朝我狠狠地骂道：“你就是个畜牲！”我长那么大从没挨过这样重的骂，又委屈又慌张，只好赶紧骑车溜了。

　　后来静下心回想，才觉得自己真的冤枉不了。哪怕我的自行车轮没碾着他的米，我也该下车帮着拾捡——关键不是碾没碾米，是我骨子里对劳动的不尊重、对粮食的不珍惜。他的骂，是对我那份傲慢最直接的谴责，也是最直白的鄙视。

　　再后来，我在文庙街又几次碰到这位大哥，每次都主动朝他微笑。一开始，他还绷着脸不理我，慢慢地，他脸上的冰霜也化了，会回我一个淡淡的微笑。而这位大哥，就是现在和我热络称兄的张大爷。

　　在几十年的交往里，张大爷曾特意跟我说过“对不起”，为当年那句重话；我也笑着回他“莫关系”，为我当年的漠然。张大爷还喊他老婆给我做过“千层底”布鞋，农忙后会给我家送干花生和新碾的米；他甚至送过我一瓶瓶装酒，可我实在不会喝酒，便找了个机会去他家，又把这瓶酒送了回去，还嘴硬说：“我今天新买的，你尝尝。”张大爷拿起酒瓶看了看，忽然笑了，说：“蒋大爷就搞虚把式！”原来，他早就在酒瓶不起眼的地方，写了个小小的“礼”字，早把我这点小心思看穿了。

　　相视大笑后，我赶忙转移话题：“那辆农用三轮车，好不好用？”张大爷立刻接话：“好用！起了大作用了，不管拉谷子还是拉农具，都安逸得很！”

　　天色渐渐暗下来，张大爷把木耙翻转，调整好伸缩杆，开始把院坝里的谷子往一起拢。他的儿媳拿起撮箕，一撮箕一撮箕地把谷子舀起来，倒进旁边的箩筐里；他的儿子则把箩筐上的绳子往扁担两头一挽，扁担上肩，稳稳地把装满谷子的箩筐挑进屋里。

　　站在张大爷家的堡坎边，我抬眼望去，微风吹拂下，田野里的金色浪潮扑面而来。坡上坡下，挑担子的、背背篼的，村民们来来往往，都在忙着收谷子。忽然，一阵响亮的吆喝声划破山野：“收谷子啦！”

　　收拾完谷场，张大爷拍了拍手上的灰，说：“蒋大爷，我们洗澡去，晚上回来弄点下酒菜！”我赶紧摆手：“张大爷，喝酒就算了，洗澡可以！”

　　两人走到小河边，脱了衣服就往水里跳，河水清凉，浑身的疲惫瞬间消散，依然像当年那样痛快。我抹了把脸上的水，说：“张大爷，等新米出来了，我来买一背篼！”张大爷立刻瞪了我一眼，笑骂道：“蒋大爷，你爬哟，哪个要你的钱哟！”

　　秋天的小河水哗哗作响，淌着的不仅是清凉，更是藏在谷粒、新米里的情谊，还有这丰收季里最踏实、最暖心的温度。

　　编辑：谭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