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期的范长江

《中国的西北角》（范长江著）

2020年10月，内江、江油两地文史工作者在新闻名著《中国的西北角》的开篇地江油市追寻长江足迹、弘扬长江精神

　　87年前，一位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进入天津《大公报》实习的青年记者，与同行人员从成都出发，于1935年7月14日来到位于川西北的江油县。他此行的公开目的是考察报道作为抗战大后方的西北地区的历史和现状，但他还有一个不为随行人员知晓的秘密，即追寻了解一个多月之前在江油作战后又挥师北上、此时正在川甘交界地带行进的一支重要抗日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研究红军北上对中国抗战的政治影响。

　　这位记者在江油提笔开篇，用3天时间写就了《成兰纪行》的前三章：“成都出发之前”“成都江油间”“苏先生与古江油”，用与众不同的视角真实记写了红军江油之战的胜利，称赞徐向前的用兵之能。文章通过写史写景、谈古论今，运用风趣幽默的文笔，巧妙地避开了蒋介石设置的新闻检查。他撰写的长篇通讯《成兰纪行》从1935年9月20日起，陆续在国民党统治区《大公报》上公开发表，第一次向世人公开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消息，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后来，他将连续报道汇编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在10个月内连出8版，打破了蒋介石对国统区新闻舆论的封锁，增进了当时的国人对中国工农红军及其抗日救国主张的认识和了解。

　　这位时年26岁的四川内江籍青年，便是后来为人们熟知的我国杰出的新闻记者、新闻家、社会活动家，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的范长江先生。

　　2月25日，笔者在范长江表侄伍丕庆先生的带领下，追寻范长江的足迹，瞻仰革命历史景点。如今，范长江在1935年7月15日晚住过的涪江西岸白石铺已经淹没在武都水库水面下，而他在7月16日过江住过的涪江东岸大石堡（今江油市永胜镇六峡村）的老屋尚在。

　　□杨江勇 谢小东

　　真实报道“江油之战”的胜利

　　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的第一章“成都出发之前”有这样一段描述：“新都城里，此时驻了一团新由江油败退下来的军队，因为好久没有发饷，士兵不服管束，相率逃亡，后始以‘不下操’和‘自由出入’为条件，暂维残局。”

　　当时，成都国民党官方报纸大肆吹嘘“江油战役”的胜利，声称打败了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部，而范长江通过在江油等地的采访，了解到了完全相反的情况。他在第二章“成都江油间”中写道：“涪江沿河西岸，皆筑有‘自欺欺人’的防御工事。所以徐向前于突破嘉陵江之后，很容易渡过涪江，进入江油中坝……隔江油十余里处东山上，即发现徐向前围江油时所筑之环山大堡寨。要路口层层障碍，随山路之曲折，于射击点上节节作成土垒。环山大堡寨，以竹竿及松柏等枝干，交叉编成篱垣。环山三十余里，无一处有空隙可入。同行有通晓军事之某君，睹此布置，亦叹徐向前用兵之能，而恍然于川军之非其敌手。”

　　巧写“苏先生”解说红色政权

　　在江油白石铺采访期间，范长江与当地一位曾担任苏区“土地委员”的壮年男子交谈时，听到了一个名叫“苏先生”的名字。据这位乡民说，“凡是红军区域，皆归苏先生管辖。”他后来恍然大悟，原来这位“苏先生”不是某个人的名字，而是指红色苏维埃政权。他以此写作手法，巧妙地将红色政权在国民党管控

　　的报纸中报道出来。

　　从江油到平武沿途的文章里，范长江还向国内读者首次披露了红军的标语和口号，在徐向前部曾经驻扎过的白石铺、平驿铺、煽铁沟等地的民房墙壁上，贴着很多“武装拥护苏联”“共产党是穷人的政党”“红军是穷人的军队”“红军是北上抗日的主力军”等红军标语。

　　“红色土司”的故事

　　1935年8月20日，范长江来到甘肃南部卓尼土司司令部采访，接触到一个不寻常的土司：“杨氏足未曾出甘肃境，但因经常读报，对国内政局、中日关系事件知之甚详。”在卓尼，他与这位杨积庆土司进行了彻夜长谈。这场谈话刚好发生在红军第一次过境甘南之前，“正是这场彻夜长谈，使杨积庆知道了红军北上是为了抗日，在民族存亡的大义面前，他最终选择了正确对待即将到来的共产党红军。”

　　1935年9月初，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艰苦跋涉，到达甘南后，进入杨土司辖区迭部。杨积庆接到蒋介石紧急电令，要求他出动全部藏兵在岷县、迭部一带，与军阀鲁大昌的国民党军队联合设防，堵截、阻击红军。但杨积庆几次变相拖延、抗拒出兵。原来，杨土司在之前与范长江的交谈中知道红军是“不压迫番民的红汉人”，他命令部下杨景华等人：“沿途不要堵击红军，不向红军放冷枪，不抢劫红军队伍，不坚壁清野转移粮食。”杨积庆土司指令尼傲总管尽快把损坏的达拉沟栈道、尼傲独木桥修好，暗地里还接济红军粮食让红军尽快通过甘南藏区。此举及时接济了当时饥困的红军，为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红军两次过甘南，顺利北上抗日，杨积庆的援助功不可没。在文章中，范长江对杨积庆评价甚高。

　　哈达铺邮局的《大公报》

　　再说范长江从松潘到兰州途中，大胆推测红军：“他们最有利的出路，是北入甘肃。即以甘肃西南境之夏河、临潭、岷县、西固为目标，进入洮河与大夏河流域。此一带有丰富的粮食、充足的壮丁及衣服布匹皮毛等物资可以补充，然后或转陇南以出陇东，会合徐海东，更北接通陕北刘志丹……而且此种重大的军事变化，最多不出一月，即将具体表现，设洮夏两河如被突入，更被进入甘凉肃三州，则中国之国际与国内局势，将发生根本影响。”

　　1935年8月11日，范长江路过哈达铺，留下片语：“六十里宿哈达铺，十一日仅行六十里。”9月20日，毛泽东率领红军也到达了哈达铺。

　　在哈达铺，一个偶然的机会，红军将士在哈达铺邮政代办所找到了一批报纸，其中几份《大公报》刊载了有关徐海东、刘志丹在陕北活动的消息，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从1934年长征开始，红军一直在寻找一个落脚点。几天后，中共中央在哈达铺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抖动着《大公报》，宣布决定：“我们要到陕北去，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到陕北去，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为红军长征做出的重要决策，也彻底改变了红军乃至中国革命的命运。

　　此后，范长江在西北行中继续撰写了《徐海东果为萧克第二乎？》《红军之分裂》《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陕北共魁刘志丹的生平》《从瑞金到陕边》《松潘战争之前后》等有关红军的通讯报道，向世人展现了史无前例的红军长征。

　　1937年，周恩来在西安接见范长江时说，“我们红军里面的人，对于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和我们党和红军都没有关系，我们很惊讶你对于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其实，范长江是参加过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的学生兵，他在贺龙第二十军中当副班长，转战潮汕途中遭国民党军队围攻与部队失散。范长江却在写作《中国的西北角》“成兰纪行”、《塞上行》西北行通讯过程中得到回归。

　　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成兰纪行”中的一篇篇报道，是第一次向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读者公开红军长征的真相，也为长征中的红军在哈达铺战略转移到陕北去提供了关键信息。这一从兰州写成并发出的历史性报道，使范长江作为报道红军长征的第一人而载入史册。

　　2021年3月，在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前夕，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一书被国务院研究室选定为百年百部红旗谱再版，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第三次再版。自1936年《中国的西北角》汇编出版以来，在80多年时间里共计出版了15个版本。

编辑：李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