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于敏（右）和邓稼先在研究所指导工作。

　　于敏简介

　　于敏（1926年8月16日—2019年1月16日），河北宁河县人（今天津宁河），中共党员，理论物理学家。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杰出的领军人物之一。

　　自20世纪60年代氢弹突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于敏投身于中国核武器事业，是我国核武器物理设计主要领导人之一，长期领导并参加核武器理论研究和设计工作，为我国第一、二代核武器研制和中子弹设计技术作出重大贡献，在制订我国核武器发展长远规划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84年荣获四川省“劳动模范”称号；1985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85年、1987年、1989年三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7年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98年荣获四川省政府“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称号；2001年被评为国家“863计划”激光技术领域做出杰出贡献人员；2009年获得四川省“新中国成立以来四川省最具影响力劳动模范”称号；1999年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5年1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为于敏颁发“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2015年荣获“感动中国2014年度人物”称号；2018年荣获“改革先锋奖章”；2019年荣获“共和国勋章”。

　　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2026年，是“共和国勋章”、“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副院长于敏诞辰100周年。

　　于敏是一位有强烈爱国心和民族自豪感的优秀科学家，是我国自己培养的杰出理论物理学家。他一生热爱祖国，始终将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紧密相连，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作为人生追求的崇高目标，在他毕生的科研生涯中，他服从国家需要，忠诚事业，数十年如一日，怀着对事业的使命感，不图名利，孜孜不倦，潜心钻研。他遵循科学规律，锐意创新，勇于登攀，将所有心血和精力奉献给了祖国国防科技事业，他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共和国的功劳簿上。

　　基础扎实，造诣极深

　　“一个物理现象，一个物理问题，它包括很多方面，有很多现象规律机制因素，但是它总是有原因的，知其然而后知其所以然，这样你就可以融会贯通了。” ——于敏

　　于敏基础知识扎实，专业造诣极深。他不仅对物理学很多分支领域知识有深刻理解，更难能可贵的是对所掌握的知识能融会贯通，巧妙地解决实际问题，犹如“庖丁解牛”。对于极为复杂的物理问题，他总能细化分解，分清主次，抓住主要矛盾，很快得出定性估计结果，并提出定量计算的途径。

　　1951年，北大研究生毕业后，于敏调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此后十年间，于敏深耕原子核理论研究，发表了20多篇高水平的文章。在原子核结构、原子核平均场独立粒子运动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与合作者一起完成的《关于重原子核的壳结构理论》《关于原子核独立粒子结构的力学基础》《一个具有等间隔能谱的费米系统》等研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他与合作者提出的原子核结构可以用玻色子近似的观念来逼近的问题，在学术思想上与后来日本着名科学家有马朗人（A.Arima）非常相似。

　　1961年1月，钱三强找到于敏，希望他放弃已取得一系列成果、面临更大突破的原子核理论研究，转到氢弹理论的预研上来。于敏后来回忆提到这件事时说道：“搞氢弹是很难的事情，涉及的学科很多，并且不太符合我的兴趣。但是‘爱国主义’压过了兴趣，所以我当时就答应了，好，我转！”从此于敏加入“轻核理论组”，开始了氢弹研究工作。原子弹突破后，遵照毛主席“原子弹要有，氢弹要快”指示精神，1965年1月，于敏率领“轻核理论组”大部分成员，携带所有资料和科研成果调入核武器主战场——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与研制氢弹主战场队伍汇合，集中力量攻克氢弹原理。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氢弹攻关过程紧张激烈，团队夜以继日。一支由老一代科学家率领的理论队伍，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引下，人人献计献策，为突破氢弹原理进行多路探索。7月，于敏被任命为九院理论部副主任，分管13室工作，他与周光召、黄祖洽等分兵作战，进入氢弹研制攻坚阶段。9月，于敏带领13室大部分科研人员赴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开展加强型原子弹优化设计任务。10月，在继续推进既定任务的同时，对氢弹设计中的问题进行物理分解，并组织攻关小组开展数值模拟计算。于敏以敏锐的理论洞察力，分析极为复杂过程的本质，分清问题主次，利用当时有限的计算机条件与数据，通过对数值模拟计算的深入系统分析，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发现实现热核反应条件的关键，找到突破氢弹原理的技术途径，形成了从原理到构型基本完整的物理方案。

　　100个日日夜夜，于敏与攻关团队成员书写了勇攀高峰的中国氢弹“百日会战”动人篇章。后来他回忆道：“我感到压力很大。因为过去我是研究原子核物理。氢弹既有工程的问题，又有技术问题，又有科学问题，是一种尖端技术。氢弹是完全保密的，一点儿东西也没有。所以氢弹是完全靠我们创新走自己的道路，这就是自力更生。”

　　二代轻舟，呕心沥血

　　“一个是学科的根基，比如说，物理学家，物理的根基，他的学术根底是一个根，没有这个就很难做出高水平的工作；再一个就是他的世界观、价值观，他的人生追求的根，就是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我觉得有了这两个根，人就站住了。” ——杜祥琬

　　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防科工委和第二机械工业部下达了研制新型核武器任务，由九所进行预先研究。1980年7月，于敏被任命为九院副院长兼九所所长。一如既往，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武器小型化的研制中，领导组织攻关团队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突破，把我国的核武器推向新的发展阶段，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在武器小型化突破过程中，于敏坚决贯彻党中央发展核武器“有限目标，先进技术”方针，集中力量少花钱办实事，慎重选择技术途径，力求采用先进的设计思想与先进的技术，从战略需求出发，突出重点，紧紧抓住探索小型化技术途径等主要研究目标，以逐步缩短我国与核大国的差距。作为技术领导者，于敏发挥了两个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决策，而且这种决策作用，没有强大的理论功底、没有缜密的思维能力、没有大家的信任是担当不了的；二是把关，特别是关键问题上，把关、分解、制定方案，对一些困难问题，进行指导并跟大家一起做具体研究。

　　小型化技术突破谈何容易！要想成功，无论在原理、材料和结构上都要有新的发展、新的突破，难度之大，任务之艰难，局外人无法想象，研制道路上荆棘丛生，悬崖处处。面对一些极为复杂的物理现象时，于敏能从不同角度提出多个实验课题，要求进行综合研究，从中寻找出该现象的内在规律和形成机理。于敏常常带领大家反复讨论、谨慎选择技术途径，凡是在实验室能解决的问题，绝不带到热试验场上去。大家在试算了许多物理模型、分析其中的利害后，作出了研判，发现了改进的技术途径，经过试验，证明经过谨慎选择的技术途径是正确的，为小型化技术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正因如此，于敏在核武器研究、发展决策上，没有犯过大的错误，被人们称为“常胜将军”。

　　作为中子弹理论研究的主要业务领导和设计人，他深入实际，直接掌握第一手资料，深刻分析其特殊物理过程，提出设计指标，归纳设计中要解决的几个主要环节，指出了可能的设计途径。他在探索氢弹原理时所建立的一些基本理论，经过继续发展和在计算机上建立模拟计算程序，在设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武器研制和定型奠定了坚实基础。

　　殚精竭虑，筹谋战略

　　“于敏非常善于根据中央确定的方针政策和我国核武器技术发展战略，提出适当的阶段目标，进行科学的分解，选择正确的技术路线，实现大跨度的技术进步。” ——朱光亚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际上关于禁止核试验的呼声已有“山雨欲来”之势。于敏和邓稼先组织有关科技人员对这一动态进行了广泛调研和深入分析，得出结论：核大国核武器技术水平已接近极限，对核试验需求有所下降，出于政治需要而接受的禁核试验，对他们核武器发展不会造成太大影响。但是我国正处于研发新一代核武器十分关键、十分敏感的爬坡阶段，许多重要成果和进展虽然已经胜利在望，但尚未最后拿到手。如果迟疑，哪怕是一丝犹豫动摇，就会丧失时机，造成“多年努力，功亏一篑”的严重后果。

　　1986年，在邓稼先病榻前，于敏谈到自己对中国核武器可能“功亏一篑”的担忧时，深有同感的邓稼先提出要给中央写信，要求加速核试验。在病榻上，他俩商量给中央写信的事。后来由邓稼先口述、胡思得整理，于敏修改，以邓稼先、于敏名义给中央写报告，正式建议加快核试验。报告中他们客观地分析了各国技术发展水平和军控谈判动态，分析了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与国外的差距，提出了加快核试验步伐的战略性建议，以及需要集中力量攻克的主要目标，并且非常详细地列出为达到这些目标的具体途径和措施。建议书上报后得到党中央和上级领导高度重视和支持，及时采取了果断有效的对策和措施，此后十年的形势变化，完全证实了邓稼先、于敏预见的正确性，我国抓住了稍纵即逝的宝贵发展时机。

　　于敏一直密切关注物理科学的最新进展。1972年，他敏锐地发现，激光惯性约束聚变能够应用于国防建设上，因此他从等离子体动力学开始讲起，在九所内部开展了为期两年多的基础知识讲座，培养了一批惯性约束聚变人才。1996年，有核国家签订了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美国为保持其核霸主地位，在全面禁试前就另辟蹊径，利用实验室惯性约束聚变等方式对核武器物理进行了大量研究，在全面禁试后，又不惜花巨资建造“国家点火装置（NIF）”，大力开展惯性约束聚变研究。世界其他有核国家也都加大了惯性约束聚变研究的力度。

　　于敏认为，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惯性约束聚变研究有必要列入国家高技术863发展计划。在他与王淦昌等几位科学家努力下，1993年初，“惯性约束聚变”作为一个独立主题列入国家高技术863发展计划。于敏任第一届主题专家组顾问。经过深思熟虑，于敏提出了我国ICF研究的20字指导方针，物理分解的技术思路。他以极少的文字，规划出中国ICF的规模、目的、技术、物理、道路的关键路径。于敏将复杂的ICF研究概括为五大方面，被称为“五位一体”思想。在他参与指导下，制订了惯性约束聚变发展战略和“九五”计划，我国惯性约束聚变研究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于敏用前瞻性的眼光、超凡的战略思维，对发展时机精准研判，他的重要决策，为我国核武器研制与可靠性奠定了坚实基础，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于敏是一位忠于祖国、无私奉献、不懈求索、文理兼修、具有深厚人文素养的科学家。1999年10月10日，他写诗《抒怀》描述了自己的心境，总结了“艰辛的岁月，时代的使命”，抒发了“愿将一生献宏谋”的事业情怀：

　　忆昔峥嵘岁月稠，朋辈同心方案求。

　　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宏谋。

　　身为一叶无轻重，众志成城镇贼酋。

　　喜看中华振兴日，百家争鸣竞风流。

     （邓诚 金鑫 何格格   编辑：郭成   审核：梅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