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于敏全家从四川绵阳梓潼返回北京后合影留念。

　　在世人眼里，父亲于敏，是“两弹一星”功勋，是带领团队让我国核武器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功臣。但在我眼里，他从来没有流露过骄傲与得意，而仅仅是一个普通家庭里的父亲，一个把国家装在心里、却把荣誉放得很轻的人。

　　藏在心里的爱

　　记得幼年时，我常在深夜熟睡中被抱起，有人用满是胡茬的脸亲我的小脸，睡梦中的我总是下意识地伸手推开。长大后我才明白，那是父亲表达爱的方式——他因工作保密繁重，每天早出晚归，没时间陪孩子。但他去上海出差时，哪怕工作再忙，也会给我带来终身难忘的大白兔奶糖，还会托人为母亲买几双在北京买不到的丝袜。

　　父亲工作几十年，从未间断过给老家寄钱补贴家用，每次都由母亲代劳。后来三叔因国企改革下岗，生活陷入困境。父亲得知后随信寄去一笔钱，并在信中嘱咐：“国企改革，事关国家大事，你要与大家一起同心协力，为国分忧。”

　　父亲一生都离不开母亲。中午他经常不能按点下班，后来单位准备了工作餐，但他也总要赶回家。哪怕只吃一碗母亲做的普通面条，也觉得很舒服。即使父亲出差在外，也会将母亲的照片随身携带，时不时拿出来看看。

　　舍小家为大业

　　1969年，为响应国家“三线建设”的号召，我们全家的户口从北京迁到了四川梓潼县曹家沟。由于当地不具备理论研究条件，父亲和大部分同事很快又返回了北京，母亲带着我和姐姐留在了梓潼县曹家沟。

　　1971年底，因父亲身体每况愈下，单位特批母亲返京照顾。我和姐姐也在北京开始了借读生活，算得上最早的“北漂”。当时我们家同九院北京九所所有职工一样，还是梓潼户口，没有北京户口，生活处处受到限制。记得最闹笑话的是我姐姐生病那一次，母亲借了别人的户口本让父亲去挂号。小护士察觉异样，问：“您爱人叫什么名字？”他因情急未看户口本而语塞，后来所里便开玩笑地传言：“老于搞科研搞疯了，连爱人的名字都记不得了。”

　　1978年，钱三强先生多次希望父亲再回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如果父亲回去，户口等现实困难就能解决，当时我们全家都盼着他早日“归队”。那时，核武器理论研究队伍里不少技术骨干也都相继离开研究院，而我国核武器事业距离进一步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他离开，这支科研队伍就会缺少挑担的人。最终，他在我们全家期待的目光中谢绝了邀请。后来，在他带领下，同事们取得了多次重大突破。

　　淡泊名利的一生

　　父亲喜欢诸葛亮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句话。生活里他对物质要求极低。20世纪80年代，我们一家人经常为省几分钱公交车票而选择步行。家里一张20世纪90年代的铁床，父亲睡了近三十年；老旧电视机能收到的频道太少，我们就安装了一个机顶盒接着用。每当我们想换台新电视，父亲总说：“没坏，用得很好，不要乱花钱，将来孩子上学还要花钱，节省一点吧。”

　　1987年，我在研究所大院黑板上看到“向于敏、胡家赣同志学习”的文章，跑回家高兴地喊：“爸爸，外面有号召向您学习的文章！”父亲放下资料，平淡地说：“这是大家的功劳，工作都是大家做的。”说完又钻进他的书本里了。

　　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物质财富，但他的一言一行是我们做人的标杆。正如他自己所说那样：“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于辛/口述 肖祎希 田玉姣/整理  编辑：郭成   审核：梅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