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孟龙（中）在梓潼了解西坝遗址考古发掘成果。 记者 郑金容 摄

　　在现行地方史志中，普遍记载西汉广汉郡“汉高祖六年（前201年）置”，但这一说法在学界历来存有争议。近日，复旦大学教授马孟龙结合多年学术研究与梓潼西坝遗址考古成果，先后在绵阳市博物馆、梓潼县开展专题讲座，对广汉郡建置时间提出全新观点，解锁了被误解千年的历史密码。

　　“汉高祖六年置郡”：流传千年的“误解”？

　　广汉郡之名，最早出现于《汉书·地理志》，但该书仅简略记载广汉郡“高帝置”，并未标注具体建置年份。而“汉高祖六年置广汉郡”的说法，源自《华阳国志》“高祖六年，始分置广汉郡”的记述，《水经注》也沿用此说。

　　马孟龙在讲座中否定了“汉高祖六年置郡”的说法。他认为，《汉书·地理志》收录的是西汉晚期政区格局，作者班固以注释追溯汉初郡县建置，缺乏史料支撑，可信度不高。同时，现存汉代史志中，汉武帝以前并无任何关于广汉郡的记载。若广汉郡真为汉高祖时期所置，不可能在近百年的史料中出现空白。

　　《华阳国志》之所以有“高祖六年，始分置广汉郡”的表述，或是对“汉高祖六年，刘邦号令天下整顿郡县”的推测。而《水经注》大部分内容来源于《华阳国志》，沿用了上述说法，成为后世史志“定论”。

　　2001年公布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为广汉郡建置提供了新的线索。简牍是西汉吕后初年律法条文，其中简268记载朝廷为蜀、巴、汉中三郡及蜀道沿线下辨、故道二县和五处邮站减免徭役赋税的情况。若当时广汉郡已存在，必然会纳入，由此可见，吕后初年尚未设立广汉郡。

　　《二年律令·秩律》简447记载：“胡、夏阳、朐忍、郪、资中、阆中、临邛、新都、武阳、梓潼、涪、南郑、苑……秩各八百石。”文书遵循“同郡属县集中排列”的原则，所列县域分属巴郡、蜀郡，与《二年律令·行书律》所载两郡辖地完全对应，无任何隶属于广汉郡的痕迹，进一步佐证吕后初年无广汉郡建制。

　　2023年公布的张家山336号汉墓《汉律十六章·迁律》，提供了新的佐证。该律法制定于汉文帝初年，明确记载全国罪犯流放规制：巴郡罪犯流放至涪陵；蜀郡的成都、新都、雒、涪、梓潼等地罪犯流放至阳陵，郫县、临邛、武阳罪犯流放至葭明（葭萌）。全文通篇未提及广汉郡，足以证实汉文帝初年，广汉郡仍未设立。

　　解锁建置密码：广汉郡设置于何年？

　　广汉郡何时设置？马孟龙认为，答案就藏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该列传收录司马相如多篇奏疏与文赋，其中《喻巴蜀檄》记载，汉武帝元光年间，唐蒙开西南夷，因征调百姓修路引发地方骚动，司马相如奉命前往安抚民众。《喻巴蜀檄》中仅提及巴郡、蜀郡太守，没有提及广汉郡，说明司马相如作此文时，广汉郡尚未设立。

　　在司马相如的另一篇《难蜀父老》中，有“今罢三郡之士，通夜郎之涂，三年于兹，而功不竟”等内容。文中“三郡”即《司马相如列传》“因通西南夷道，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中的巴、蜀、广汉三郡。这说明，司马相如撰写《难蜀父老》时，广汉郡已经设立。

　　马孟龙认为，《喻巴蜀檄》写作时间不早于元光二年（前133年），《难蜀父老》写作时间不晚于元光六年（前129年）。因此，广汉郡建置时间应在汉武帝元光二年到元光六年之间，很有可能是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与犍为郡设置时间大致相当。

　　从西汉初年政区布局来看，早期蜀郡辖十县六道，均沿金牛道排布。当时西汉西南边防的主要隐患，来自西侧西南夷部族。为此，朝廷在山河峡谷要道设立青衣道、严道、阴平道、刚氐道等六道，镇守关口、拱卫各县安全。

　　广汉郡的设立，是汉武帝开西南夷的重要举措。随着汉王朝西南疆域拓展，原蜀郡幅员辽阔、管辖跨度过大，治理效能受限。朝廷于是拆分蜀郡北部置广汉郡管控西夷；拆分巴郡置犍为郡治理南夷，与《华阳国志》中，“分巴割蜀，以成犍广”的记载高度契合。

　　关于“广汉”的释义，马孟龙认为：秦汉时期，“广”字有开疆拓土、拓展疆域之意。《史记·平准书》和《汉书·食货志》均明确记载，唐蒙、司马相如开西南夷的目的为“以广巴蜀”。可见，“广汉”之名，就是拓展大汉疆域的意思。

　　郡治之争：广汉郡治到底在哪里？

　　广汉郡建置后，郡治设在哪里？多年来一直存在诸多争议。 《华阳国志》记载，广汉郡“本治绳乡”，而《水经注》则记载“六年乃分巴蜀置广汉郡于乘乡”。《汉书》《二年律令·秩律》等史料中，均无“绳（乘）乡”的记载，有学者推测其大概率为后世杜撰。

　　关于“绳（乘）乡”的具体位置，历来说法不一：有学者认为在今梓潼县连枝坝，认为东汉元初四年（117年）郡治自梓潼迁至雒县；也有人认为地址在今广汉市，西汉后期郡治从广汉绳（乘）乡移治梓潼，东汉元初二年（115年）移治涪县，元初五年（118年）又回迁雒县。

　　值得注意的是，《汉书·地理志》记载广汉郡属县，梓潼居首位。史志记载郡治所在属县通常居首，说明西汉晚期广汉郡的郡治依然在梓潼。

　　马孟龙结合《华阳国志》《后汉书》中的羌乱史料，对广汉郡进行分析：东汉永初年间（107—113年），阴平、汉中羌人叛乱，朝廷推行“内徙五郡”政策；元初二年（115年），广汉郡临时移治涪县；元初五年（118年），巴郡板楯蛮援军平定汉中，局势平复，“郡复治”即迁回原郡治梓潼；东汉顺帝时期，羌乱再起，朝廷再次内徙边郡，广汉郡最终定治雒县。

　　马孟龙认为，古代州郡治选址讲究“择中而治”。梓潼位于汉中、成都两地之间，扼守蜀道核心节点，地理位置优越，便于管理。同时，梓潼西坝遗址考古勘探证实，遗址现存城墙遗存长度超1000米，城池规模仅次于成都；出土器物证实，此地在秦灭巴蜀之前，已有成熟聚落与高等级工坊，完全符合郡治条件。

　　在马孟龙看来，绳（乘）乡的真伪无关紧要，缺乏科学依据，可视为“无效证据”。现有史料与考古发现已能明确，梓潼是西汉至东汉中晚期广汉郡的郡治所在地，而西坝遗址的考古成果，不仅为这一结论提供了新的支撑，也为早期梓潼县域建制史提供了坚实的落点。

　　（记者 张登军 唐云峰 郑金容）

　　编辑：谭鹏　校对：李志　审核：侯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