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代伦

　　岁月的记忆，有时是融入一块土地的记忆里的。老家的黑泥巴地，又勾起了我的回忆。

　　黑泥巴地，原是山腰里的一块荒坪。

　　荒坪不到一亩大，长着疏浅的杂草，拳头般的鹅卵石镶嵌其间。荒坪中还有一块大石头，像晒粮食的簟席那么大，高约两米，表面粗糙，四四方方，呈深褐色。我们把那块石头叫作印盒子石。

　　小时候，我们常爬到荒坪中的印盒子石上玩耍。上山砍柴、放牛、捡粪时，小伙伴们总要邀约在印盒子石上打纸片、跳绳、抓子儿。给生产队干些轻巧的活路，比如去坡地里翻红苕藤、摘豇豆、掰玉米，累了我们就跑到印盒子石上歇口气。

　　这块印盒子石，虽身处山岭，也是有用之材。过去修房垒屋，没有钢筋水泥，除了泥土，还离不开木材与石料。印盒子石品相好，外糙里细，表黑内白，质地上乘。附近人家建房，都争着要从印盒子石取料。石匠师傅们雄赳赳地吆喝着号子，举起大锤猛击铁楔，硬是把偌大的印盒子石凿裂成形状大小不一的石块，再打成毛条石或四清料，用作墙基石、门槛石、堡坎石、立柱石。用土石建成的土墙房，冬暖夏凉。

　　我们家修土墙房时，父亲就请石匠从印盒子石上开采条石做立柱。石匠师傅撇开徒弟，亲自上阵，用二锤和小铁楔小心翼翼地开出几根长长的石条，又用匾錾或圆錾凿成四四方方或圆圆滚滚的石柱。石柱支撑起我们屋顶的扇架横梁，朝夕相处中，石柱仿佛有了灵性。我们有时会和它说悄悄话，时常摩挲柱身，亲密接触。石柱渐渐起了包浆，原来的灰白色渐渐变成浅黄、橙黄，容颜里浸润着历经的沧桑。我们一家人也在这屋里度过了苦乐相伴的时光。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物资相对匮乏。农村人多地少，粮食产量低，常常不够吃。生产队便组织社员开荒，山腰的这块荒坪被一锄一锄地翻挖出来。大家捡出一个个鹅卵石和开采印盒子石时散落的碎石，四边垒成地埂，修起排水沟，一块地就成型了。地里的泥土和印盒子石表面颜色相近，深褐色，油亮亮的，社员们便称这块地为黑泥巴地。后来包产到户，黑泥巴地成了我们家的承包地，由我们耕种。

　　黑泥巴地土层浅，离堰塘远，灌溉全靠天下雨，只能种耐旱作物。每年抢在雨天，趁地里泥土湿透，我们就赶忙栽上红苕，间种玉米。

　　旱地的杂草长得像人的头发一样快。为不让杂草影响红苕、玉米生长，除草成了地里的主要活路。从种到收，一般要除两三轮杂草。母亲不让我们用锄头除草，因为锄头铲草时会铲掉红苕根部的土，导致垒土变薄，影响红苕生长。她带着我们在黑泥巴地里弯腰弓背，两手左右开弓，连根拔除杂草。我们累得腰酸背痛，还要忍受云团般的蚊虫叮咬。可不到一二十天，新的杂草又会冒出土层。雨水勤的时候，杂草疯长，很快就会淹没红苕苗和玉米苗，我们便开始新一轮除草。

　　雨水多的年份，施些干粪，玉米和红苕也能有好收成。从黑泥巴地里挖出一挑挑红苕，掰下一筐筐玉米时，我们脸上总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后来，老家通了武引水，一条水渠从黑泥巴地上方的山顶经过。为了多收些谷子，不再缺米吃，我们把黑泥巴地改种了水稻。先把地埂筑得更厚实，在易垮的地段衬上石块。大春栽插时节，武引放水，我们就从山上的沟渠开个小缺口，让水哗哗淌进黑泥巴地。浸透泥土后，再用稀泥抹一遍地埂内侧以防渗水，关满水，用牛拖着犁耙平整土地，然后赶紧栽下秧苗。

　　刚栽下的秧苗没精打采，十多天后便精神焕发。趁武引水后几轮灌塘堰的机会，我们往黑泥巴地放三四次水，加上大多年份天公作美，时常下雨，秧苗长得茁壮葱绿，与山林的苍翠融为一体。

　　给秧苗除草叫薅秧，一季水稻要薅两三次。大热天里，我们拄着一人多高的薅秧棒站在秧田，仿佛置身蒸笼，热得汗水淋漓。我们用脚踩秧苗根部附近，既把长出水面的杂草踩进泥土阻止生长，又能疏松板结的泥土，利于秧苗汲取养分。稗草是稻田的主要杂草，母亲教会我们识别与秧苗相像的稗草，让我们睁大眼睛将其连根拔除，扔到地埂外。

　　黑泥巴地的水稻，应时分蘖、拔节、抽穗、扬花、灌浆、饱粒，慢慢勾头。沉甸甸的稻浪一片金黄，与四周山林的五颜六色交相辉映。

　　九月是水稻收割的时节。我们扛起拌桶、拿上镰刀、担着箩筐走向黑泥巴地，挥汗如雨，一天多时间就把水稻收完。五六百斤谷子踏踏实实担回家，我们从此告别了难得吃上大米饭的日子。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家将保护生态环境作为国策，实行退耕还林政策。加之我们几兄弟离开老家，住进场镇和城里，便在黑泥巴地里栽上十几排上百株栾树，植成一片林。

　　如今，老家黑泥巴地里的栾树已长得又粗又大，高达十来米。春天枝繁叶茂，绿荫遮地；夏天花满枝头，清香四溢；秋天蒴果丛丛，形似紫红的小灯笼，随风摇曳，落英缤纷。一年四季，黑泥巴地犹如一幅变幻的水彩画。

　　沧海桑田，世事变迁。黑泥巴地的岁月，刻满了时代的印记。而今回到老家，我总会情不自禁转到黑泥巴地，置身于这片画屏中，沉浸在温暖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