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诗圣杜甫曾经寓居三台近两年时间，“草堂”就成为三台人人崇敬的地方，以至于专门培养人才的地方，就名为“草堂书院”。在三台的近代史上，“草堂书院”是个响亮的名字。200多年来，三台人以草堂书院而骄傲。对草堂书院，人们既熟悉，又有几许陌生。说熟悉，是因为三台人都知道有这么一个书院;说陌生，是因为不少人并不知道草堂书院的前尘往事。

　　笔者的学生时代是在三台中学度过的，当时校园大部分是草堂书院的故址。笔者享受过书院古香古色建筑的熏陶，也曾在这里寻找过书院的遗迹，近年从清代乾隆年间的《潼川府志》及嘉庆年间的《三台县志》里发现了对草堂书院的一些记叙，于是整理出来。

俯瞰诗圣广场(资料图片)

　　费元龙创立书院

　　过去的书院本是科举考试的预备学校。历史上，三台曾经是四川省的第二大城市，明清两代这里是潼川州(府)治所。然而直到清代中期，这里仍然没有书院，读书人基本上依靠私塾或庙学合一的县学、府学学习。说到潼川草堂书院的创立，一定要铭记费元龙的功绩。

　　260多年前，费元龙在绵州任知州时，非常重视书院的建设，就曾创办“涪江书院”。乾隆十九年(1754年)，费元龙调任潼川知府。上任伊始便叹息，“潼川素无书院，相沿借梵宇一椽为学舍，延师肄业，仅有其名。”“凡在州邑莫不建书院，以为储才地。”由此，他开始为潼川筹建书院。

　　他将属下及当地士绅召集到府衙，阐述创建书院的大义，并由府衙幕僚宣读规划。与会人士听闻规划中庞大的预算，一筹莫展，面面相觑。

　　这时一名老者为大家指点迷津：在三台城南郊野120里“龙台寺之旁麓，有用古木二千余株，大可为材”。山上寺院僧人言之，古木为寺院所有;附近乡民却执意属祖上先人所植。“寺僧与乡民争讼久不决”，双方相持不下，当时的潼川知府王汝治判决将古木全部充公。乾隆十六年(1751年)县里修建“奎星阁”用掉少部分木材，剩余的古木堆放在山麓。后因王汝治调离，无人顾及此事，“寺僧乘隙盗取”，又被“无赖者伐卖一空”。

　　费知府闻言，勃然大怒，立即派人清理，“追其值得七百两”，自己又带头捐款，并向社会募集，“共相输助又集得数百金”。有了资金后，在县城东门内购买了一块地皮，位置邻近“草堂寺”，再由“草堂寺”捐出部分相邻地皮，这便是草堂书院地域的雏形。

　　费知府又从当地士绅中选择热心干练的人，主持建造。经过备料、设计、施工，历时七个月，终于大功告成。共建房舍四十三间，院内还进行了绿化。庭院里“轩朗峻整，门庭堂奧，焕然一新，复莳花种竹，以佐明窗，清玩兼有园林之胜”。又将宋代大儒胡安定的遗规“经义治事”四个字，刻以匾额悬挂于“讲堂”大门之上。“又酌置田产数处，岁可获息百余金”，终使书院添置设施以及支付老师薪酬有了经费的保证。

　　因为书院与涪江对岸东山上的文峰塔遥遥相望，于是取名为“文峰书院”。这就是草堂书院的原名。

　　学生经过一年学习之后，乾隆二十一年春(1756年)，三台考取廪生4人(相当于现在本科学历，可以获得生活补贴)、补博士弟子员17人(相当于现在高中学历)。引起了全县轰动。

杜甫草堂(资料图片)

　　书院更名及修葺

　　那么“文峰书院”又何时更名为“草堂书院”呢?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故事。

　　根据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版《潼川府志》和嘉庆十九年(1814年)版《三台县志》的记载，时任潼川知府的沈清任，博学多才，满腹经纶，且擅长书画。他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组织人手对文峰书院大修，使“其间堂宇洪深，廊舍纡折，绿树荫浓，花木森列，规模亦既轩厂矣”。

　　又因为诗圣“少陵先生入蜀避徐知道之乱，卜居于潼，今之书院其故址也”，为纪念杜甫先生，故将书院更名为“草堂书院”。在门楣高悬“人文彪蔚”的金字匾额，将杜甫的画像悬挂于讲堂之后楹。并“增置田产，严立条规，并命八邑公捐奉廉以助膏火”。也就是说，由潼川府所属八县共同提供经费，草堂书院便有了更为坚实的立脚之本。

　　“草堂书院”后来又经历了几次大修。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张松孙升任潼川知府，他在次年大修书院时，“院中开池叠山，增植花木”“鑿池于讲堂前，驾以小桥，题曰‘濯秀’”“环池之左，叠土为岗峦，崇隆之象，示一篑为山之意焉”。这便是后来的“饭颗山”。饭颗山一直存在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

　　张松孙还是李白杜甫的狂热“粉丝”。他认为“李杜千古知己，礼宜并祀”。于是又于讲堂后“度后圃隙地，建堂三楹”，“易前所绘图为木像”，“爰命梓匠雕塑两先生像，而合祀之”。

　　后来的一次大修在嘉庆年间。嘉庆十二年(1807年)秋，沈昭兴任三台知县，他到草堂书院见“睹兹荒落，极思葺而新之”，便奏请知府大人张世濂出面向八县捐募，并主持重建。鉴于草堂书院虽为文化昌明之地，但原来祭祀李杜的后堂，屋宇低湿狭小，于是更新了祭祀李杜的后堂，使它成为书院的标志性建筑。这时，此建筑物便正式称之为“李杜祠”了。

　　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潼川知府钟润奉旨废科举，建学堂，遂将草堂书院改办成现代学校“潼川府中学堂”。这便是三台中学的前身。

《潼川府志》“书院图”

　　书院内部格局未变

　　对比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版《潼川府志》与嘉庆十九年(1814年)版《三台县志》所载的“书院图”，发现完全相同。这说明草堂书院虽经多次维修，书院的大体格局并没有改变。

　　乾隆版《潼川府志·书院志》对乾隆十九年费元龙兴建的书院格局是这样记载的：“外设区域门二，司阍室(门卫室)二。门之左右坊，二碑亭，一内正堂五间，为讲堂。树木阴翳，气局轩朗。……自西而南长廊迤里迤精舍毗连，共十间，曰‘读书乐处’。长廊之后面南者五间，面西者三间，花迳纡徐，阴幕绿天，曰‘经义治事斋’。”

　　书院四周由土墙围成，南临东街，东邻民宅，北抵城墙，西墙外是草堂寺。学生经东街由书院大门进入之后，映入眼帘的是书院创建记事和勉励学生奋进的两个碑亭。向西则进入第二道校门(直到1940年代三台中学学生均由此二门进出)，进入二门后，北侧是“饭颗山”;“濯秀池”(后更名为“洗心池”)居院中。书院内共有房舍43间，讲堂位于书院北侧。讲堂南侧有围绕的长廊，一直向西而南延伸，有十间精舍毗连。在长廊之后的房舍，面南有五间，面西有三间。“西垣外屋三间，东垣外屋三间，则诸生储薪米炊爨之所。”

　　书院学生的学习及管理

　　书院建起后，便具有了藏书(类似图书馆)、供祭和讲学研讨的三大功能。至于“草堂书院”藏书的来源，方志也有记载：“今书院旧籍空无所有，本府饬学师将学宫(府县的孔庙)所存之书，暂借寄之院，以备观览考证”，“诸生中有家藏者不如借观。俟力有赢馀以渐买贮以成文苑蔚观”。经上述三个途径，书院的藏书逐渐增多。

　　从草堂书院的创建过程，可以看出，它是由官方主持并提供学生生活费用，依靠民间筹资兴建和维修，以学田收入作为书院的运转支撑。

　　草堂书院建成之后，读书人趋之若鹜，踊跃报考。但书院入学的门槛很高，经过笔试、面试录取的学生并不多，在潼川所属的八县中每年录取仅二、三十人而已。草堂书院招收的基本上是“内课生”，即住宿生。书院实行封闭式管理。

　　因为书院是以考课为中心的科举预备学校，承担了从秀才到举人的重要教育重任，因此学习的内容是对准科举考试的。草堂书院创建时，在“讲堂”大门上悬挂的匾额是“经义治事”四个字，这便是书院规定的学习内容。“经义”，就是儒家经典;“治事”，主要内容包括治民、水利、算数、讲武等。

　　草堂书院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条例，包括院规院纪、学习制度、生活规则。

　　“草堂书院”制订的《遵循规格》(即院规)里有“品行宜端”“文体宜正”“读文宜择”“程课宜限”“敬惜字纸”等规定。同时书院要求“诸生亦宜自爱洁修，净几明窗，毋杂纤尘，以成艺圃之雅”。

　　书院在每月初一、十五均举行“祭祀活动”，老师带领学生拜谒先祖及圣人，要求“班位整肃，衣冠齐楚，质明行礼”，进行德育训化。

　　学生的学习方式，包括诵读、讲解、习字、作文。“诸生列屋而居，各工其事”。书院规定“每日课程必有定限，各人自量其力，如读书若干章，读文若干篇，习字若干行，作诗若干首，循序渐进，不欲速，不畏难，积久自有功效”。“诸生听讲之后，必须回讲或令其另讲一章一节”。

　　学生的功课、听课、自学、食宿、请假，同学之间的相互讨论以及老师答疑等，各方面的日常学习生活状态，都会记录在案。“师长善导而不悔者，致明监院呈堂黜逐”。“不告假，在外游荡不归者，察出初次申饬，再次责罚，三次黜逐”。“若赌博饮酒度曲吹箫，自诩风流，有违规格，且渐不可长，当禁之未然。”

　　当然也还有奖励措施，“诸生膏火(即生活补贴)每月给发一次，照现定规例，按内外肄业分别给发三次，文优以渐而升三次”。成绩优异者毕业后，姓名将列入“光荣榜”，“诸生凡历年在院肄业者，胥来郡列名立碑”。

　　（潼正桥）

　　编辑：谭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