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策(绵阳)

　　前几天是父亲节，想起了离开我们24年之久的父亲。

　　父亲是一位普通的外科医生。新中国建立不久，他就被调往新成立的卫生防疫站，从事防治寄生虫病的工作。一个主刀多年的外科医生突然改行搞寄生虫病防治，我们一家都不理解，但父亲却很坦然，他说:“防病重于治病，国家为民众着想才决定消灭寄生虫，领导选上我，正是我的荣耀呢!”他曾愉快地去海南岛研究疟疾的防治，成果倒是有了，自己却染上了疟疾。他还曾心情沉重地去过江西、安徽参加防治血吸虫病。1956年，毛泽东发表《送瘟神》一诗，他从单位学习回家，破天荒地和母亲带上我们一群孩子，到饭店里吃了一顿饭。他还喝了一点酒,说要庆祝，庆祝自己在消灭血吸虫病的事业中作出了贡献。

　　父亲对子女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举手投足都有规矩，“出必告，入必敬”，一点也不能马虎。读小学的时候，我们同学之间的称呼就常常学着大人做派，老兄长老兄短的。有一次，我请父亲为我买美术课用的画图本，父亲买回来交给我时，我看不是老师要求的那种，失望地说，“老兄,你买错……”话音未落，已经挨了一耳光。“谁是你的老兄?”父亲气愤已极，我才如梦初醒，方知咎由自取。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父亲发这么大的火，这一次教训让我记忆深刻，终生难忘。

　　不要以为父亲是一个整日板着面孔叫人难以接近的人，对于子女的成长，父亲十分在意。他利用各种机会关注我们品格的养成、身体的发育、学业的进步和兴趣的培养。有一个夏夜，我和父亲在体育馆看完比赛回家，离家还有一站路的光景时，突然电闪雷鸣下起了阵雨，父亲连忙用他的大蒲扇为我遮蔽，而他自己却任由雨淋。我说：“爸爸，不要这样，你会生病的。”父亲笑了：“傻孩子，为儿子遮风蔽雨是父亲的责任呀!”那一刻，我懂了许多……

　　读小学时，父亲有时要过问一下我的功课。有一次考试，在做多位数乘多位数的题目时，由于粗心大意，最后相加出现错误，父亲很不满意：“乘法都会做，怎么加法倒反而做错了?”我升入高年级后，对于我遇到的算术难题，父亲就力不从心了。原来，他小时候先是读私塾，后来才进的学堂，算术的底子一直比较薄。父亲惭愧地说，“我这一辈子，看来是和数理无缘了。但据我观察，你比父亲强，你学数理绝不会像我那样没出息。希望你努力。超过父亲才是正常的，一代肯定强于一代嘛。”后来我选择的专业是数学，终身从事的是数学教学，这和父亲的鼓励应该不无关系。

　　高中毕业时，我向往建筑专业，但是家里经济实在拮据，父亲建议我报考师范院校，因为在学校不交伙食费。我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去大学报到前，父亲把我送到火车站候车室，对我说，孩子，父亲对不起你，也许我的建议会完全改变你的一生，但是，你一定要理解，父亲是多么的爱你又是多么的无奈。听了父亲的话，我很感动——也许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感动。我有些哽咽：“爸爸，我很感谢你。你常常对我说，一个人成功的关键并不在于他的职业，何况我对老师一向具有深深的敬意。”父亲听了，紧紧地拥着我，一句话也不说。进站后，父亲依旧没有走，他向我挥手，我清晰地看见，他眼睛里噙着眼泪……

　　在父亲50多岁时，他的生活发生了剧烈变化。1966年，“文革”爆发，一夜之间父亲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成了牛鬼蛇神，被批斗不说，最糟糕的是什么事也不能干，造反派勒令他天天拉车运柴。一个医生不准做医生应做的事，父亲十分不安和焦躁，经常在家里长吁短叹：“本欲悬壶济世，奈何无力回天!”痛苦之情难以言表。1969年底，他被遣放到苏北一个极偏僻的公社，一家人也必须全部注销城市户口和他一起去。母亲急了，父亲却说，“我又可以行医了。”当我把父亲送到指定的公社后，行李甫卸，父亲就取出一副他自己撰写的对联：“认认真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踏踏实实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我端端正正贴在门上。

　　第二年我去探亲，发现父亲特别忙，原来公社医院只有他一个是南京遣放来的医生，从儿科到妇科，从外科到内科，开方、取药、注射、输液全是父亲一个人张罗。一次吃饭时，父亲还没有回来，母亲让我去医院看看，还未走进医院的门，就看见一个中年农民在其家属的陪同下出来。当他们知道我是刘大夫的儿子时，热情地对我说：“你爹爹真有本事，抬着进来的人，被你爹爹扎了几针就好了!”原来父亲被下放后，利用准备搬家的十来天，在南京向中医突击学习针灸技术，竟派上了大用场。我走进医院，看见父亲正对一位病人，娓娓地告诉他为什么会发生如此病症，开的这些药是干什么的，如何服用，至详至细。父亲说，医院是个特别的地方，谁也不愿意进来，进来的，谁也不愿意失望地离开，“尽量使人们少来医院，尽量使来医院的人满意而归，这就是医生的职责，这就叫悬壶济世!”父亲还特别强调，“医生固然应当精通医术，但更重要的是富有同情心。”

　　那时乡下没有电灯，父亲特地买了一盏马灯。每天晚上，他都戴上老花镜，就着马灯那昏暗的光看书。母亲不解地问：“你行医几十年了，忙了一个白天，晚上还忙什么?”父亲说：“不然。我毕竟很久没有临床了，来看病的各种情况都有，不学不行，不准备不行。”在那个年代，许多常用药名都被赋予“红色”的名字，什么××一号，××二号，父亲不得不用一个本子，把这些名字很“革命”的药名、所能治的病症，以及剂量和注意事项一一写下。

　　在这里，父亲行医整整十年，蜿蜒的田间小路，低矮的茅屋草棚，处处留下他的身影，当地农民十分赞赏他的人品和医术。1979年，拨乱反正，落实政策，被遣放的父亲才得以返回南京。

　　父亲是个没有力量支配现实社会的普通人，但普通人绝不是平庸的人和品位低下的人。晚年父亲住在我这里时，腿脚已很不灵便，终日安坐家中，寡言少语。见我当个小官，经常告诫我，人也许不能把握命运，但应该把握自己，如同医生应有医德一样，官也要有官德。他送我十字箴言：“政声人去后，吏德闲谈中。”我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在官场生涯中保持清白之身，直至完身而退。

　　父亲的正直、善良、崇尚正义的精神、为人处世的行为与理念，让我享用不尽。

　　编辑：谭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