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西北高山峡谷特殊的自然环境孕育出了独特的羌文化，世代生活在这里的羌民被誉为“云朵上的民族”。勤劳勇敢的羌人胸怀大义，在偏僻的大山深处用实际行动抒写了无数感人故事。我的大叔——李文早，就是无数羌人中的一个缩影。

　　1935年，红四方面军兵分多路，前往阿坝与中央红军会师，途经苔子茶村前夜，从山外来了几个人，沿途四处散布红军将夺人钱财、欺男霸女的谣言，煽动乡民藏好粮食，躲进山里。不明就里的乡民闻此讯息后，如临大敌。那年大叔的父亲仅有15岁，他爬上麂子梁山顶，躲进低矮的杉木丛中，注视着通往山里道路上所发生的一切。第二天午后，神家湾果然出现了红军队伍，浩浩荡荡地跨过大水沟，翻过黄土梁，穿过庙坪湾，如同一条长龙延伸至王家梁山后。当时地里还有刚成熟的荞麦，一阵微风吹过，整个山坡都飘着荞麦的清香，而红军却丝毫不犯，就算在神家湾的汪家大院里生火做饭，也未破坏一砖一瓦、拿走群众一针一线。整整两天多时间，红军才全部通过苔子茶村，乡民们由此亲眼见证了红军严明的纪律。之前也有零星队伍从村里经过，却像强盗一样搜刮民脂民膏，所到之处无一幸免。若遇上村里的年轻人就强行带走或绑走，如若反抗就被打死，此后是死是活再无音讯。尽管一代代乡民深受其害，却无能为力。大叔的父亲走下山梁，破口大骂狗日的反动派，平白无故地污蔑红军的清白，让我们躲进山里去挨冻受饿。从此，红军温暖了乡民们的心，无不发自肺腑地拥戴红军。乡民们还决定，如果再有人到村里造谣惑众，搞反动宣传，就是大家的敌人，必须抓起来严加审问。

　　红军离开苔子茶村后，大叔的父亲日夜思念着红军，如果有朝一日再见到红军，他一定要加入这支队伍。这不仅是他的想法，也是村里同龄人的共同约定。这个强烈的愿望在大叔父亲的心中生根发芽，直到他已经成为三个孩子的父亲，生活的磨难仍未浇灭他当红军的梦想。大叔是家中的长子，从小就在他父亲讲述红军经过苔子茶村的故事中长大。渡江战役打响的那年冬天，大叔的父亲在更换屋顶茅草的时候，长年被雨水浸泡的木梁突然断裂，他直接从屋顶跌落，重重地摔在牛圈的石墙上不省人事。大叔翻过两座山去找郎中，救命的中药还未煎好，大叔的父亲便撒手人寰。大叔与两个弟弟跪在父亲的坟前，泣不成声地说，未能当红军是你今生的遗憾，我们一定要替你实现，将来我们都去当红军。那一年，我的大叔只有10岁。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村里终于有了一台收音机。乡民们白天耕种，晚上举起火把也要来到保管室收听广播。广播不仅让乡民们知道山外的变化，也接受着先进的思想教育。山里最欠缺的是知识，为了让生活在山里的孩子们都能识字，乡民们自发组织，把上村庙改建成了学校，曾经的晨钟暮鼓被琅琅读书声取代。大叔和他的母亲拼命耕种，让他的两个弟弟都在上村庙小学接受到了启蒙教育，而大叔却因父亲的去世，在本应该读书的年龄，成为了家庭的主要劳动力。

　　但凡有参军报国的机会，大叔总是瞒着母亲，义不容辞地踊跃报名。部队领导让大叔在黑板上写出自己的名字，这可让大叔犯难了，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画了几笔，看上去像草又像树。领导说，我们建设国家，没有文化是绝对不行的。大叔在参军报国的道路上屡屡受挫，成为了大叔心中永远的痛。大叔的母亲自然不希望大叔走进部队，因为“接香火”在老人心中早已根深蒂固，他的母亲早已在蔡家给他订下了娃娃亲。

　　大叔和蔡婶结婚以后，主动扛起了家庭的重担，毅然决然地把两个弟弟送进了部队，这是大叔最引以为荣的事。两个弟弟到部队之前，大叔总是苦口婆心地说，到部队后要听领导的话，只要祖国需要，必须冲锋陷阵，绝不能贪生怕死，咱们羌族人最有血性。当然，大叔的弟弟到部队后，并没有让大叔和村里人失望，他们在部队都加入了党，而且还多次受到表彰。

　　大叔还是个热心肠，遇有夫妻吵架和邻里纠纷，大叔准会主动出面化解。无论亲疏远近，既不迁就强势，也不偏袒弱者，以公平公正的心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一阵笑谈之后，总能化干戈为玉帛，深得乡民们的喜爱，被乡民们选举为生产队长。

　　山村要想富，首先修公路。在上级的号召下，当上队长的大叔积极组织乡民出工出力，扛起锄头、钢钎、铁锹，在陡峭的山坡上挖出了路。当高压电线从山外穿进山里时，大叔便挨家挨户地宣传电的作用，动员乡民们集资购买了变压器和电线，从此山里的夜不再黑，也彻底告别靠煤油照明的时代。

　　时过境迁，山村早已旧貌换新颜。当过生产队长的大叔已是古稀老人。虽然生活历经磨难，岁月的沧桑刻在了脸上，却仍旧笑容满面，但凡聊起过往，他总会说，幸亏红军踏过这片土地，心中便烙下了红色的印记，尽管自己没能当上解放军，但两个弟弟却实现了参军报国的心愿。

　　编辑：谭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