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宇民(绵阳)

　　新冠疫情期间，有两件事情让我难忘：一是干休所党委号召大家捐款，我们老同志非常积极踊跃，那天，工作人员整齐列队，背后是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庄严肃穆，干休所政委站在队前感谢老同志们对抗疫斗争、复工复产的支持;另一件事是今年春节期间，干休所代表上级对抗战时期入党的老同志进行慰问，并告诉我，整个川西北离休军队干部中，活着的只有两个人了。此时此刻，我心潮涌动，想起那些在革命斗争中牺牲和去世的老战友、老同志以及在抗战中牺牲的亲哥哥，想起我当年入党的情景来。

　　1942年，抗日战争处在极端困难关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在敌后坚持对日斗争，而国民党政府却中断了对我抗日军队的正常供给。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我党实行了“精兵简政”政策。而我党向来重视文化教育和培养人才，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组建了八路军太岳军区陆军中学。我当时年轻又有小学文化基础，就被组织选送到太岳陆军中学学习。学校校长由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兼任，学校老师都是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

　　学校党组织健全、严密，学校有党总支，队有党支部，班有党小组。党员每周都要开小组会，汇报思想、学习和工作情况，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而发展党员是很慎重的，要学习努力、抗日坚决、革命坚决，有共产主义理想的人才能入党。要求入党的人都要经过长期了解和考察，被列为发展对象的，还要分派给一些艰巨的任务，以考验其觉悟程度和牺牲精神。党组织还注重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表现好的教学员可以先参加党的“同情小组”，我入党前就和自然课教员张绳武同志在“同情小组”过了一段组织生活。

　　当时的学习条件极端困难，是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的，可以说是在吃不饱、穿不暖、住不下(经常在行军)的情况下进行学习。身上的背包就是桌子，两条腿一盘就能写字。没有课本就靠教员讲、学员记，没有笔，就用子弹壳做成蘸水笔，没有墨水，就到老乡家刮锅底灰，没有纸就到山上揭桦树皮。教员讲课没有粉笔就挖白土搓成条晒干，在老乡家的门板上写，行军中，教员出了不少复习题，学员们在途中休息时，找根树枝在地上划来完成作业。由于每人配给的粮食有限，经常上山采连翘、橡树子、杏核、蘑菇当主粮，采集野食时还要不忘背诵课文。凡是能吃的野菜都在我们采吃之列：有灰条菜、苦苣菜、扫帚菜、山葱、蕨菜，还有榆树上的榆钱、榆皮、槐花等。有时一顿饭就是一大锅野菜汤，把领到的一点黑豆面糊拌进去。由于营养差，不少人得了夜盲症，夜间行军，有的人得用带子互相连起来，不然前面的人拐弯，后面的人就会失去联络。由于敌人的烧杀抢掠，老乡的住房很困难，经常是军民同屋。我们住在地上，虱子跳蚤到处都是，潮湿阴冷，有很多人都生了疥疮。学习是党交给的任务，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下刻苦学习，成了考核为共产党员的重要条件。

　　由于我学习努力，年终考核时评为全队100多人中的两名优秀生之一，被组织任命为负责学习的副班长;并把入学前就是团长的高志和同志调到我班，叫我帮助他学习(全校有红军学员近30人，他是职务最高的)。高志和平时以普通学员身份学习，战时则是学校的大队长(学校共分三个队)，负责军事指挥。他刻苦学习、不耻下问的精神让我非常感动，我宁可放弃自己的作业，也要教他完成作业。我在文化上帮助他，他在政治上帮助我，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虽然我努力学习，成绩优秀，并能帮助别人共同进步，但还是不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然而，真正考验我的时刻到了。

　　1943年秋，日寇采取“铁臂合围”战术，大举进攻太岳根据地，陆军中学得知情况后，决定向根据地外线转移，一个副校长带领的校部和一队，由于经验不足，在霍县三眼窑村里宿营时，夜晚遭敌袭击，在混乱中有些同志被俘，一些教学员被日寇枪杀，损失惨重。我所在的三队100多人，在山里宿营而躲过了日寇的袭击，由于不明敌情，不敢冒然下山。此时严重缺粮，不少同志都饿得晕过去了，解决粮食问题便成为燃眉之急。领导决定抽调七人，由我带队下山筹粮。大队长亲自交待：一定要千方百计弄到粮食，如果明日午前你们不返回部队，我们就要作最坏的打算，部队就要考虑提前转移……我接受任务后，心里觉得没底，好在我们七人中有一名共产党员，我心中就踏实了许多。天麻黑时，我们沿着一条峡谷下山，辗转几个小时不见村落。正在心急火燎时，终于发现几户人家，且刚收下苞谷，还没有脱粒。但这里是敌占区，群众基础差，要叫老乡拿出苞谷支援抗日部队是非常困难的!于是我就同党员同志商量，大家统一口径，用抗日宣传来做通老乡的工作，然后就像作战一样下死命令：除一人在沟口放哨外，两人一组共分三组，分别到农户家筹粮，每人不少于30斤，还要在老乡家吃一顿饭，以八路军太岳陆军中学的名义打个欠条，抗战胜利后由当地政府归还，放哨人的粮由我在的小组承担，天亮前到指定地点集合。随后我们分别摸进老乡家里，不仅动员他们拿出苞谷，还动员他们帮助我们一起剥苞米皮、脱粒……很快完成了预定的筹粮任务，我们在老乡家吃了一顿南瓜稀饭后，便使劲往回奔跑，午饭前赶回到部队。这次成功的筹粮任务，受到了大队长和队领导的高度赞扬。不久，大队召开了支部会。那天晚上，我在窗下听到支部会的同志大声喊着“同意”，会后，书记把我叫到老乡家的楼上告诉我，我已经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登记入党时，为了继承我哥哥冯颖生(后改名冯宇民，时任游击支队指导员，在对日寇战斗中牺牲)的遗志，我把自己的名字由冯秀生改成了冯宇民。

　　1944年春，太岳军区陆军中学开赴陕甘宁边区的陇东地区，编入抗日军政大学七分校三大队。凡是入党没有举行过宣誓的，在这里举行了一次庄严的宣誓。我也参加了这次入党宣誓。虽然后来由于中央机关撤离延安时所有个人档案都丢失了，但党员的身份在同志们的认定下始终被保留了下来。最根本的是，认定了共产主义是自己最高尚的信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是自己终身的志愿。同时，我在学习中更加努力，由于成绩优异，抗大毕业后被选调到中央机关工作。

　　我入党以来，大部分时间在党的机要战线工作。几十年来，我努力为党工作，被培养成为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无愧于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称号。离休以后，仍然坚持学习，现在已94岁了，仍然每天关心党和国家大事，从不间断。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作为具有78年党龄的老党员，我目睹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看到了今天祖国的日益强大、人民生活幸福，坚信我们党会一代接一代带领中国人民不断走向繁荣富强。

    编辑：郭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