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百年诞辰！于辛、邓志平还原于敏的宏谋与柔情！《开讲啦》公益讲座首期节目致敬共和国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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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稿时间：2026-08-17 09:30 来源：涪江观察

　　摘要：他34岁正值盛年，却在物理学界悄然“消失”;隐姓埋名二十八载，将名字刻进大漠惊雷与共和国的盾牌。

　　他34岁正值盛年，却在物理学界悄然“消失”;隐姓埋名二十八载，将名字刻进大漠惊雷与共和国的盾牌。

　　今天(8月16日)是于敏院士100周年诞辰。昨晚播出的《开讲啦》第二季首期特别节目，于敏院士之子于辛、邓稼先院士之子邓志平，从家人、世交后辈的视角，揭开被岁月尘封的细节，还原了于敏的“宏谋”与柔情，也映照出“两弹一星”精神最真实的底色。

　　(《开讲啦》公益讲座第二季首期特别节目完整版)

　　胡茬与亲吻：

　　被扎醒的童年

　　“我眼中我的父亲，是一个温文儒雅的人。他一生从来没发过火，但是很睿智。”于辛在节目中第一句话，先把宏大叙事按回自家的日常里，“我小时候碰到什么问题问他，他都能给我讲出答案。在颐和园长廊上，一幅一幅给我讲上面的故事，我从小很喜欢听我爸爸讲故事。”

　　于辛在《开讲啦》节目录制现场。

　　“他非常爱家，但工作让他早出晚归。”于辛回忆，父亲常在深夜归家，那时他早已睡熟。于敏舍不得换刀片，胡茬硬得扎人。“他亲我的时候经常把我扎醒，我那时候特别怕我爸爸这张脸。”

　　怕到什么程度?于辛笑着说：“我上初中做梦，梦里有人要抱我亲我，我就用手去推那个人。但现在回忆起来，满满的是幸福之感。”

　　旧报与真相：

　　迟到的父辈之门

　　2013年以前，于辛始终认为父亲只是院子里众多早出晚归的科研人之一，“别人问我父亲做什么，我都回答‘搞科研的’。”

　　转折发生在2013年。于辛偶然在家看到一张《工人日报》，上面刊载着“向于敏学习，为祖国强盛而拼搏”的报道，这和他印象中那个普通的父亲截然不同。他想起1983年大学放假回家，曾兴奋地跑回家告诉父亲“外面向你学习呢”，却被父亲淡淡回了一句“那都是工作，是大家做的，别在外面瞎说”。

　　《开讲啦》节目录制现场。

　　这张报纸让于辛意识到，父亲并非普通的科研人。此后，他开始主动与父亲的同事交流，翻阅《瞭望》杂志。“随着了解的深入，我也理解了这群人为了祖国强盛而不断拼搏、默默无闻无私奉献，我真的觉得他们是很伟大的人。”

　　《开讲啦》节目录制现场。

　　三次转向：

　　国家需要就是最高指令

　　于辛将父亲的人生归纳为三次重大转向。

　　第一次，是从量子场论转向原子核理论。上世纪50年代初，量子场论在国际上正流行，也是于敏最喜爱的领域，但国家需要，他毅然转行。

　　第二次，是在原子核理论研究突飞猛进时，放弃已有基础，转向完全陌生的氢弹理论预研。于敏曾坦言，自己性格更适合“越抽象越好”的应用基础研究，而非大型系统工程，但他依然选择了后者。

　　第三次，是1978年，钱三强希望他离开核武器队伍，重返基础理论，他选择了留下。

　　于辛转述了父子间的一段对话：“我问他，如果现在国家还需要你转行呢?他眼睛一瞪：‘那我都可以放弃。’”

　　于敏认为，自己的大部分工作是开创性的，虽有风险压力，但正是这种“国家需要什么就做什么”的决断，让我国氢弹得以快速试爆成功。

　　对于外界冠以的“氢弹之父”称谓，于敏始终谢绝。于辛解释，父亲生前多次强调，氢弹是科学、技术、工程一体的大系统，必须精诚团结，“氢弹之父”的提法既不利于团结，也不符合中国国情。

　　于辛参观《于敏院士诞辰100周年主题展》。

　　1967年6月17日氢弹爆炸当天，于家并未欢呼庆祝。“1966年12月28日原理实验成功时压力才最大。”于辛记得，那天父亲只提了一句想吃烤鸭，回北京后可能请同事吃了一顿，家里的庆祝简单到他已记不清细节。

　　三步解题：

　　少年记忆里的于叔叔

　　邓志平上场后，大屏幕播放两弹城博物馆里“你站你爸那边，我站我爸这边”的视频。主持人重提，邓志平点头：“那个情景是油然而生的。我们俩是活人，那两个是雕像，但都代表父辈在两弹城做过的事。我们二代虽没在科研上作什么贡献，但作为科学家精神宣讲团成员，在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上，还是都做出了各自的努力。”

　　邓志平在《开讲啦》节目录制现场。

　　邓志平回忆起少年时与于敏的交往。上高中时，数学老师用吉米多维奇《数学分析习题集》布置附加题，他因父亲不在家，便拿着题去敲二楼于敏家的门。“于叔叔开门后马上放下书，说‘呦，你们还学这么厚的习题集?’”邓志平指着两道题，于敏便拿起笔，每一步都写得清清楚楚，两道题各写了三步。见邓志平说抄不及，又重写了一遍。“到现在那两道题我也没会做，但我看懂了——于叔叔讲题，是怕你跟不上，不是显本事。”

　　于敏和邓稼先。资料图。

　　两家父辈的交情始于上世纪50年代。邓志平介绍，父亲邓稼先1950年回国后到近代物理所协助钱三强，与于敏早有合著文章。1963年氢弹预研启动，1965年于敏从原子能院调到核武器研究所，两位父辈正式并肩作战。

　　《开讲啦》节目录制现场。

　　生死相托：

　　联名上书加快核试验

　　邓志平娓娓道来的是1986年的那段往事。

　　“1986年是国际和平年，当时国际环境对核试验非常不友好，我父亲又身患重病。”邓志平说，“父亲判断，国际上留给中国核试验的时间不多了。他找到九所人员，联合于敏、胡思得成立调研小组，研判核禁试动向与核大国技术水平。”调研结论显示，几个核大国的理论水平已接近极限，倾向于用计算机模拟替代现场试验，并试图借此限制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