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亚刚

　　入伏时节，阳光是一年中最毒辣的时候，白晃晃地泼下来，晒得槐树叶子都打了卷，蝉声也仿佛被烤得焦脆，一声声断在空气里。这样的日子，人是懒得出门的，古人说“伏”便是宜伏不宜动，可偏偏有一桩事，非得在这滚烫的日头底下做不可——晒书。

　　晒的哪里是书呢，晒的分明就是一段段的光阴。

　　翻翻古书，西周便有相关记载，《穆天子传》里写周穆王东游，“次于雀梁，蠹书于羽林”。“蠹书”二字古雅，便是将受潮生虫的书卷取出晾晒。彼时典籍多为竹简木牍，虽与后世纸张书籍不同，但古人惜书爱卷的心意，别无二致。光阴在竹片上刻下纹路，人便借日光将其擦亮。

　　到了汉代，晒书晒衣的习俗固定下来。崔寔《四民月令》载：“七月七日，曝经书及衣裳，不蠹。”七夕曝书，成了古时读书人的雅事。自然也有不拘俗礼的名士。东晋郝隆，七月七日见富户竞相曝晒绫罗绸缎，便仰面卧于烈日之下，袒露肚皮。旁人不解问询，他答：“我晒书。”腹中满腹经纶，晒肚皮便是晒胸中藏书。言语放旷，意趣绝妙，后世称之为“袒腹晒书”，晒书之俗也因此广为流传。这便是魏晋风骨：书不只是纸面文字，更是胸中丘壑、精神风骨。晒书，便是把浸染墨香的本心，摊开沐浴日光。那一刻，光阴仿佛静静停驻在他身上。

　　唐宋年间，晒书愈发成为文人风雅乐事。杜牧有句：“晒书秋日晚，洗药石泉香。”秋暮时分，药香与书香相融，岁月恬淡悠然。陆游将“约束蛮僮收药富，催呼稚子晒书忙”视作“平生幽事”——晒书绝非劳作，而是文人闲情雅趣。光阴在忙闲流转间，浸染上淡淡书卷气。宋代官方设立馆阁曝书会，定农历六月初六为天贶节，士大夫借晒书雅集，吟诗作赋，蔚然成风。

　　宋人爱书，发自肺腑。司马光在洛阳独乐园修筑读书堂，藏书逾万卷；每年初伏至重阳，逢晴朗天气，便将书籍侧置，专门晾晒书脑。他言如此晾晒，可长久护书、免于损毁。这哪里是简单晒书，分明是悉心养护书卷，为古籍延寿。光阴磨旧书页，世人便以暖阳为书卷续命。

　　明清两代，晒书更具仪式感。梅雨散尽、入伏之后，家家户户搬出字画典籍曝晒，祛除潮气、驱赶书虫。清代潘奕隽诗作道：“三伏乘朝爽，闲庭散旧编。如游千载上，与结半生缘。读喜年非耋，题惊岁又迁。呼儿勤检点，家世只青毡。”趁着三伏清晨凉爽，于庭院摊开旧籍，展卷品读，恍如与千年古人相逢；忽见旧日题跋，惊觉岁月悄然流逝，于是叮嘱儿女细心整理藏书。这一柜柜旧籍，便是读书人家代代相传的家业。青毡喻指书香门第传家基业，对于读书人而言，经日光曝晒的典籍，远比金银珍宝贵重。光阴在书页间往复流转，父辈晒过，后辈接续，一代代晒下来，家族文脉记忆也变得温暖绵长。

　　古时还有一段广为流传的趣闻。康熙年间大儒朱彝尊，于六月六袒腹晒书，恰巧被微服南巡的康熙撞见。帝王问其缘由，朱彝尊以晒腹中藏书作答。一番交谈过后，康熙赏识其学识渊博，授翰林院检讨一职。后来朱彝尊筑亭，命名为曝书亭。因晒书得仕途机遇，堪称文坛佳话。只是细细想来，那日他曝晒的，不止满腹学识，还有长久无人赏识的寂寥岁月；一场日光，烘暖了落寞时光，也照亮了往后人生前路。

　　而今，现代人早已少有晒书之举。居室配有空调、除湿机，书柜加装玻璃柜门，蠹虫难入、潮气不侵。但每逢入伏，我依旧习惯将珍藏的线装旧书搬至阳台摊开，任阳光遍洒。书页被晒得微热，凑近细闻，混着阳光干燥温热的气息，墨香隐隐。此刻恍然明白，我所晒的从来不止书本。每一页书卷，留有历代读者的指温；每一行文字，藏着无数挑灯苦读的身影。伏天烈日之下摊开旧籍，好似替往昔读书人，将尘封的念想再度晾晒，驱散时光潮湿，温暖泛黄记忆。

　　千年流转，今人古人沐浴同一轮骄阳，钟爱同一卷书香。光阴默默流转，从郝隆袒腹之处，落到司马光晾晒的书脑、潘奕隽笔下的青毡、朱彝尊的曝书亭，最终淌进我阳台旧书的字缝之间。时光被日光烘得暖意融融，如同寻得归处的猫，蜷在字句里，安然不肯离去。

　　书本自有生辰，伏日便是典籍的庆辰。而在这一日，真正被日光重新照亮、焕发生机的，是书里书外，一段段温柔绵长的光阴。

　　编辑：董翔洲 谭鹏　审核：廖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