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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楼拜曾言:“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照亮现实,也照亮未来。”当电视剧《长安的荔枝》将马伯庸笔下的盛唐图景搬上荧屏,我们循着一颗鲜荔枝的运输轨迹,不仅窥见大唐盛景的隐秘褶皱,更触摸到历史尘埃中跃动的人性温度。这部改编自同名小说的作品,恰似一棵剥开的荔枝——外壳裹着波谲云诡的官场风云,果肉浸透底层小吏的血泪挣扎,而最甘冽的核仁,蕴藏着跨越时代的生命哲思。
马伯庸素以“见微知著”的史观闻名,他如同手持放大镜的历史考古学家,从《新唐书·杨贵妃传》中“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的寥寥数语,挖掘出一段被正史掩埋的生存史诗。小说主人公李善德,这个本应淹没在史书记载缝隙中的小吏,因一场荒诞的“荔枝之命”,突然被推至聚光灯下。岭南到长安五千里的迢迢征途,既是荔枝的生死竞速路,更是李善德作为“时代工具人”的精神突围之战。
小说章节恰似荔枝运输的关键驿站,从“敕令骤至”的惶惑无措,到“成本精算”的殚精竭虑,再到“策略探寻”的艰难辗转,直至“长安终达”的虚空怅惘,每一章都浸透着具体而微的生存困境。马伯庸的笔触兼具考据的严谨与文学的灵韵:写岭南瘴疠,是“湿热空气裹挟着腐叶与虫豸的腥甜”;绘长安官衙,则是“朱漆大门上的铜环泛着冷光,如蛰伏凶兽的獠牙”。这般细腻真实的细节,让读者仿若与李善德并肩,跋涉泥泞古道,嗅闻马厩腥臊,在汗水中丈量驿站间的漫长距离。
有人将其称作“古代版社畜生存图鉴”。李善德的境遇,与当代职场人的困境形成奇妙共振:面对上司推诿时的无力感,应对考核指标时的焦灼,于体制夹缝中求生的挣扎。但不同于现代职场的“内卷”叙事,马伯庸笔下的李善德更似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明知“荔枝之命”荒诞无稽,却仍执意将巨石推向山顶。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拗,赋予角色超越普通“打工人”的精神高度,成为人类对抗虚无的生动注脚。
最触动人心的,是那些被历史长河忽略的“人性微光”。李善德在瘴疠之地咳血时,峒女阿僮递来带着晨露的草药;遭同僚构陷之际,胡商苏谅悄悄塞来尚有余温的通关文牒;当他终于摸索出“分枝水陆法”,草稿纸上晕染的墨迹里,凝结着一个小吏对专业最纯粹的坚守。这些细碎的温暖,让冰冷的历史时间轴,化作由无数“李善德”的血泪与希冀编织的生命长卷。正如托尔斯泰所说:“历史是国家和人类的传记。”而每个“李善德”的故事,都是传记中最鲜活的注脚。
故事终章,李善德伫立长安城下,望着运送荔枝的马车扬起漫天尘埃,说出那句“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这声喟叹如重锤,击碎了所有关于“成功学”的虚妄幻象。马伯庸在后记中写道:“我们读历史,不是为了记住帝王将相的生平,而是为了看见那些被史书省略的‘李善德’。”在此意义上,《长安的荔枝》不仅是一部历史小说,更是一面映照人性的明镜——无论时代如何更迭,每个奋力生活的灵魂,都在书写独属于自己的生命传奇。
剧中李善德捧着新鲜荔枝跪于南薰殿外时,镜头掠过他鬓角的白发与眼底的星光。这一刻恍然明了:所谓历史,不过是无数个“李善德”在命运洪流中,以微小却坚定的坚持镌刻下的印记。而这,或许正是马伯庸借一颗荔枝传递的深刻启示——在宏大叙事的阴影之下,每个认真活着的平凡个体,都值得被历史温柔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