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首勇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那时没有幼儿园，到了读书的年龄，便和小伙伴们一起去学校。校长说，我差几个月才满七岁，还不能报名。看着小伙伴们报了名就要读书的神气样子，我便放声大哭起来。从学校一路哭回了家，嗓子都哭哑了，把正在地里劳作的母亲吓了一大跳，以为我出了什么事。

　　当时父亲是一位外地乡村老师，于是父母一商量，就跟着父亲去读书了。就这样，每周星期一我和父亲沿着广旺铁路，从当时的广元县步行三十多里到旺苍县的前进小学去读书，周末又走回来。最难受的是三九寒天，铁道上横着的枕木常常覆着厚厚的冰霜。一脚踩下去，发出沉闷而又单调的声响。现在想想，自己都感到惊讶，当时毕竟还不到七岁。

　　学校就开设在一座寺庙里，那座寺庙很大，灰砖黑瓦，庙顶四角翘起，我和父亲就住在庙里靠着石台阶的地方，窗口正对着那棵巨大的榕树。在这大山深处因为有一家国家的印钞厂，所以近水楼台先得月，虽说学校简陋，但却有了电灯。印象最深的是父亲晚上指导我练习用铅笔写字的情景。练字本是绿色线条的米字方格，父亲先在每一行的第一个格子给我示范写一个字。他写一笔便停下来，讲解一下要领，然后再写。剩下的便让我照着写，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又停下来，边纠正边示范。就是父亲这样严格的训练，我的铅笔字写得又快又好。我写的字被后来二年级的老师当着榜样在全班传看，直到现在还记得老师表扬我的神情。

　　那时不上早晚自习，学校的后面有分给老师的几块土地。土壤厚实，色泽呈暗灰，是种庄稼的好地方。有时放学后，我和父亲便沿着陡峭的山路上去，一起劳动，当时种西红柿、茄子、辣椒、玉米棒子等许多种类。那时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生活条件很艰苦。但由于有了这许多东西，便觉得生活也有了滋味。周末时也带回家，同母亲以及姐妹三人一同分享。种的还有红苕，我们也把红苕藤背回家喂猪。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这是作为父亲的老师给我的另一方面的教育。

　　因为离学校大约三五里路有印钞厂，所以周围也有几家配套的工厂。这对我们来说真是意外的惊喜，工厂里有淋浴的澡堂，在上世纪70年代也算是享受到了高品质的生活。我和父亲多数时间走路，也就是半个小时的路程。有时也借用一下同事的自行车，我坐在后面紧紧搂着父亲的腰。对于自行车，我们家是不敢奢望的。母亲一人在家挣工分，要养活姐妹几人。母亲一年拼死拼活挣的工分不够分粮，还要倒贴给劳力多的人家，只有靠父亲微薄的工资去救济。两相抵扣，父亲一年的收入也所剩无几。正因为如此，父亲生活节俭，困难的时候豆油醋也舍不得买，掉落在地上的花生米，也要捡起来剥去皮再吃。父亲总是说，现在比原来好多了，他小时候没有吃的，就吃干红苕叶子，吃粗糠混着山上的野黄荆条叶子，那时也觉得香。正因为这些，父亲又教给了我勤俭节约的习惯。那时在澡堂里，烟雾缭绕中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男人赤裸着身体，很是奇怪，几次过后也就习以为常了。最为高兴的是，工厂拉起银幕放坝坝电影。这时父亲也很兴奋，说，看电影去！现在还记得看过一部印度电影叫《两亩地》。

　　一年之后，父母看到我六七岁要走那么远的路去读书，实在有点难为我，又把我转了回来。

　　父亲无意之中成为我的启蒙老师，他教给我的不仅是课本上的知识，还有很多课本之外的东西，而这些都汇集成我内心强大的精神力量，一直流淌在我的血液里……

　　(编辑：李志 审核：俞浩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