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菊(绵阳)

　　四川作家罗伟章紧扣“戏”这一核心，借小说《戏台》揭示出狭窄、脆弱又可悯可悲的人性景况。小说处处透露着作家对日常生活的体察;向读者展示着生活的真相;充满了人生的箴言。《戏台》讲述表哥为了让父母停止争吵向着共同的目标生活，求“我”假装争夺外婆的房产，借此转化姨父姨母矛盾的故事，然而事情由“我”挑起，却并不受“我”的控制，最后假戏成真，房产争夺大戏越演越烈，两家亲戚再也不相往来。

　　《戏台》有三个层面的“演戏”与“看戏”叙述。第一层叙述借文本角色之口展开。在茶楼时，“我”作为观众，听表哥作为“造戏人”讲述姨母和姨父看似和谐，其实暗中较劲、争吵不断的婚姻现状，从表哥讲述的经历与窥见中“我”得知姨父姨母婚姻的“错位”。第二层是针对文章的整体叙述而言。“造戏人”表哥，邀请“我”扮演瓜分财产的戏，在利益的驱使下，姨父、姨母、父亲、母亲陆续加入瓜分财产的队列，家人对“假戏”不知情，却恪尽职守地扮演着或泼辣、或温和的角色，最后大家都演活了这场婚姻家庭的戏。我和表哥既是戏中之角，又是戏外之人，对这场“造出的戏”清醒地保持着旁观的距离。第三层叙述则跳出了文本的框架结构，实现艺术与人生的交互影响。作家罗伟章作为“造戏人”写作《戏台》让读者观看了一出家庭纷争的好戏，使读者在《戏台》之外的人生道路上借文学不断成长、反思、收获，“演员”不再是文中虚构出的角色，而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每一个普通人。

　　作家罗伟章以有限的人物数量和简单的故事情节搭建起意蕴丰厚的文学空间，精心构建人物背后的故事，深度挖掘人物内心的想法，写出了日常生活的深刻性。《戏台》中，作家并未将视线停留在柴米油盐的生活表象上，而是在现实中追问历史，以漫不经心的笔法勾画人物背景故事，拉开回望历史的序幕，在展现人物命运的同时，顺理成章地揭示隐藏在现实中的历史伤疤。姨父和姨母的婚姻“错位”是伴随着政治运动发生的。城里的姨母和乡村的姨父由于“上山下乡”相识并结为夫妻，随着运动结束，两人之间的差距逐渐显露出来。仅仅是身份上的差距还不足以让两人产生长达半个世纪的争吵，夫妻矛盾的焦点是对彼此的不坦诚与不信任。姨母在嫁给姨父时怀有他人的孩子，直到被姨父发现，姨母也从未向姨父解开此结，由此两人的婚姻在畸形中发展，争吵源源不断。姨父姨母婚姻的不幸是表哥“造戏”的逻辑起点，也是作家创作的支点，更是引发读者好奇疑惑的关键。托尔斯泰曾说：“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各不同。”罗伟章没有选择费尽心思展现不同，而是在机缘巧合中遇见艺术，描写那个年代很多人曾有过的类似的婚姻经历，反映生活的真相。

　　作家罗伟章所理解的生活世界是充满智慧与哲学意味的，小说中多次写到罗伟章对这种理趣生活的独到体验。开篇罗伟章就借不同人物之口，进行自我论辩：“两口子吵十年，和吵半个世纪实在没什么区别。”“区别大呐”“孩子长到十岁，还是个孩子;长到五十，你想想!”早在散文集《把时光揭开》的《风声雨声(3)》一节中罗伟章就对此话题展开过讨论，认为“五十步笑百步”的故事暗含质与量上的区别。又如“有时候，沉默是金，但更多时候，沉默是石头。”“他万万想不到这种拯救也是伤害。”“这是他的界线意识，也是他的反界线意识”……诸如此类的表述多次出现在《戏台》中。罗伟章不仅善于思考生活和人生，更能将主体的经验以艺术的形式传达出来，这形成了罗伟章独特的叙述风格。理性的思考与夹叙夹议的写作方式，让罗伟章的小说情节有所淡化，娓娓道来的叙述，平和稳重的分析则让小说呈现出智性的特征。

　　虽然小说发展的主要线索是吵架，以及由于吵架造出的瓜分财产大戏，但是吵架的具体场景、具体内容却被作家有意识地剔除掉了，避免书写吵架的具体语言不仅是出于作家对小说整体美感的考虑，也不仅是作家担心作品对读者的不良引导，而是作家另有打算。罗伟章巧妙地处理了小说中夫妻吵架的问题，把夫妻内部的吵架进行升级，使之成为夫妻共同抵抗外部因素的吵架，用大吵架掩盖了小吵架。表哥造的这出戏使小说中各人物在不同程度上都获得了胜利，姨父姨母间的矛盾得以转化和消散;姨父的癌症不治而愈;“我”意识到“不能与自己相处，就是失去自己，就是空虚”;父亲母亲在争夺财产中增强了法律知识，填补了退休后的闲闷;张静意识到“所谓孤单，是因为对别人有依赖心，依赖心消除，孤单感也就自动解体”。

　　罗伟章将其具有哲理意味的叙述风格贯彻到底。小说结尾，主人公的情感从高兴“这是双重的胜利，也是表哥的胜利”，转为悲伤“只是，我们一家，姨父姨母一家，再不相聚了”，再到两种情感的释然和解“我们两家无非是散了而已”，以寥寥数语道破人的真实情感状态。一切问题都回归到情感精神层面上，表哥造的戏丰富和塑造了“我”的内心世界，作家的《戏台》则告诉我们，要想收获幸福就要努力活出生命的精彩“从更深广的人的意义上，给自己定义”(《〈戏台〉创作谈》)。

　　编辑：谭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