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才学（江油）

　　那是1949年的冬天，江油解放前半个月，我爷爷与我父亲从盐亭老家笋子山，逃难来到江油的双河口。到这边经人介绍，入赘到当地刘家，当了上门女婿，也叫“抱儿子”。当地的规矩，男到女家必须随女方姓，父亲原来姓钟，就改成了刘姓。

　　父亲姓刘，我们子女们也都跟着姓刘。不过，父亲最得意的事，是他原来在老家学的文化，差点改变了他的人生路。虽然最后还是失败了，可在实际上帮助了我们，让儿女们学习文化，传承了文化精神和文明。

　　当时，按照当地的规矩，养的子女也得随母姓，喊母亲的亲戚称谓就得按儿子家的喊法。如母亲的父亲得喊爷爷，母亲的母亲得喊婆婆，母亲的姐妹得喊孃孃，母亲的哥哥弟弟得喊伯伯、二爸或幺爸。所以隔了10多年后才出生的我，自然也就姓刘。盐亭的老家，再也没有回去过，直到今天，因为老人去世，我们也不知道笋子山在盐亭的哪个地方。虽然打听过，也没确切的消息。

　　母亲的父母（我外祖父家）养了三个女儿，母亲是老大，两个妹妹都小。爷爷（应该喊外公）家有12亩田地，其中水田8亩，坡地4亩。在当地算不上富人，也算不上穷人。当地解放后，农民翻身做主人。“土地改革”划农民的成份，我们刘家划成了上中农。比地主、富农低，比贫农、下中农高，那几亩田地也就自家耕种。爷爷年老体弱，父亲就被看作了主要劳动力。

　　1950年春天，解放军来到江油武都阳亭坝招兵，父亲就跑去报名参军，在填表时，负责招兵的解放军干部见父亲毛笔字写得好，有文化，便同意了父亲参军。后来听母亲说，父亲的父亲是教过私塾的，父亲小时候就在私塾里念书，长大了就在私塾里做助手。耳濡目染，自然而然也就有文化了。

　　后来我听说，父亲的部队就在江油、平武、北川、青川等县驻守训练。父亲加入部队后，担任了文化教员，教其他战士识字扫盲学文化，当然也学习新社会的新知识。

　　然而，事情往往没那么顺利，爷爷家里没有了主要劳动力，活路没人干，田地收成差。只要部队在江油附近驻扎训练，爷爷就去找部队，要求父亲回家。爷爷去了好几次，加之父亲的父亲，我钟家爷爷于1950年冬天去世，部队领导考虑到爷爷家缺人的实际困难，只好放人回家。1952年5月，父亲复原，回到家种地。

　　父亲得意的日子仿佛也就过完了，以后的日子，则是他的无奈。

　　其实父亲之前没做过重要的农村活路，在盐亭老家，就在私塾帮忙打杂，不过20来岁，逃跑到了江油投亲靠友，不久当了刘家的上门女婿，再后来又当兵。这下回到农村，要当农民，什么活路都得去学着做，如耕田耙田、栽秧打谷等等，都很是吃力。没几年，父亲身体就垮了，又得了哮喘病，家里穷，没钱医治，只得硬扛硬拖，这样使病情更加严重，稍微重点的活路就喘不过气来。后来，父亲就没法干全劳力的重体力活了，只得与妇女做活路，挣妇女一样的低工分。

　　父亲没了劳力，也就没了发言权，一直受气，加之他大多农活不会做，手脚也慢，更被人看不起。遇到做“计件”的活路，没人愿与父亲联手。

　　有一次割麦子，别的女劳力6分田已割完背完，父亲4分田割到天已黑了很久才割完，再用背夹子往保管室背。女劳力一次能背130斤左右，父亲只能背六七十斤，有一次把麦捆子背到背上刚起来还没开步，腿一软，一个倒栽冲，连人带背夹子都翻滚在麦田沟里，挣扎了半个多小时才爬起来。等把4分田的麦子背完，已经夜深人静。

　　时光流转，我们家的后辈渐渐长大。我虽然没有考上大学，但我当了兵。在我当兵第5年时，回乡探亲，虽然当时农村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粮食是够吃了，但我家仍然很穷。父亲又矮又瘦又小，脸色蜡黄，佝偻着，穿得又旧又烂，补丁重补丁的单薄衣裳，我心酸难过极了，泪水夺眶而出。

　　我立即挑了一担水，用大锅烧热，把父亲身上的烂衣裳全部脱了甩了。给父亲从上到下洗得干干净净，从里到外，全部换上我带回来的新衣服。那天，父亲很是开心，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那时当兵，战士只有7天假，假期很快满了，我也就回了部队。而我的父亲，也于第二年去世了。

　　如今转眼又是40年过去了，现在国家政策向好，经济繁荣，物资丰富，各方面条件都好，可是我的父亲却没能过上这种好日子。父亲的得意也就那么一两年，父亲吃过的苦却有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