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雨轩

　　从新中国成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民族地区历经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这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既带来了全新命题，也开辟了广阔空间。从创作现实来看，少数民族文学亟需突破传统话语叙事的局限，跳出农村——城市二元对立的固有范式。唯有立足时代新变守正创新、推陈出新，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文艺精品，让少数民族文学在新时代焕发生机。

　　笔者出生于岷江上游的羌族聚居地，近年来持续关注本土羌族作家的创作实践。在当代羌族作家群体中，羌人六的创作极具代表性。这位出生于四川平武的作家，以“断裂带”为核心叙事视角，细腻描摹了川西北羌族群众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心灵变迁与文化调适。从平武山区到绵阳市区的生活转换，让他亲历了传统乡土与现代都市的碰撞，这种“原子化”的适应过程，成为其创作的重要灵感来源。《绿皮火车》这一书名，恰是这种调适的生动隐喻——火车作为现代性的标志性符号，既拉近了时空距离，也承载着传统与现代的微妙张力。羌人六以文学笔触捕捉这份复杂心境，让作品兼具民族特色与普遍共鸣，也使其成为羌族作家首次斩获散文类“骏马奖”的佳作。

　　羌人六的成功，核心在于突破了单一民族的叙事边界，将羌族的文化变迁置于中华民族发展的整体视野中审视。如今，越来越多羌族群众走进城市谋生发展，现代都市生活深刻重塑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取向，这种传统与现代的交织碰撞，亟需文艺创作者深入体察、精准表达。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文化调适并非“先进与落后”的简单评判，而是现代化进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的生动注脚。国家通过非遗保护、传承人扶持等政策，让羌族刺绣、羌笛演奏等传统文化焕发新生；“文旅融合”的发展路径，既让民族文化通过活态传承得以延续，又带动了民族地区增收致富，实现了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统一。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学若固守乡土叙事、忽视城市文明的时代价值，便会失去向上生长的力量，难以展现民族地区的全方位发展变迁。

　　羌人六的探索，标志着羌族文学开始正视现代化带来的社会转型，但少数民族文学的当代转换，仍需更多创作者共同发力。当少数民族群众从偏远乡村走向繁华都市，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都市文明如何共生？静态的民族文化如何在现代性视域下实现创造性转化？少数民族身份认同如何与新时代文化语境相融？这些问题，考验着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智慧。因此，少数民族文学的当代转换，首要任务是正视现代都市文明带来的新变化，以文学形式展现少数民族群众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鲜活实践，摆脱单一乡土叙事的束缚，让作品成为民族地区发展变迁的生动记录。

　　其次，少数民族文学的当代转换，需要树立鲜明的市场意识与读者意识。进入新世纪，文学创作与传播格局发生深刻变革，互联网为民族文学提供了更广阔的展示平台，也对创作提出了新要求。文学的本质是凝聚社会共识、传递情感价值，而市场导向与读者需求，恰恰反映了大众的文化期待。在这方面，少数民族网络作家的探索值得借鉴：青年维吾尔族作家艾力塔姆尔·排尔哈提用汉语创作历史小说《家父汉高祖》，以中华历史为叙事内核，被誉为“仰望中华历史天空的新疆巴郎”；以唐玉文为代表的广西瑶族网络作家群，将民族传统元素与现代审美相结合，实现了传统文学的当代表达。他们的实践证明，立足互联网传播特性，将地方性经验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审美体系，才能让少数民族文学获得更广泛的受众，凝聚起复兴路上的文艺力量。

　　再次，少数民族文学的当代转换，必须坚守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老舍、沈从文等前辈少数民族作家，之所以能留下不朽经典，核心在于其作品中蕴含着超越民族、超越地域的人性关怀与家国情怀。新时代的少数民族作家，更应将个人创作与时代使命紧密结合，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视野把握时代脉搏，既深耕本民族的文化根脉，又跳出单一民族的叙事局限，在展现民族特色的同时，传递共通的情感体验与价值追求，创作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精品力作。

　　最后，少数民族文学的当代转换，要扎根现实土壤、回应时代命题。脱贫攻坚以来，民族地区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扶贫干部的艰辛付出、群众的奋斗历程、社会面貌的蝶变，都是最鲜活的创作素材。四川彝族作家阿克鸠射的纪实作品《悬崖村》，详细记录了彝族贫困村的脱贫历程，以真实的力量打动人心，也因此斩获“骏马奖”报告文学奖。这启示我们，少数民族文学既要追求审美价值，更要坚守现实主义精神，用真切的笔触反映时代变化、传递向善向上的力量，实现艺术真实与道德追求的统一。

　　多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始终是中国文艺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生动反映了各少数民族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幸福生活与精神成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广大少数民族文艺工作者更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耕民族文化根脉、立足时代发展实践、胸怀中华民族共同体，让少数民族文学在当代转换中绽放更绚丽的光彩，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贡献力量。

　　编辑：谭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