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源（绵阳）

　　四川著名散文作家蒋蓝撰写的人物研究《苏东坡词典》一书，近期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长达30余万字的作品，以中国古代的大文豪苏轼为描述对象，以纪实性的笔法叙述了苏轼的出身背景、成长经历和在宦海中几起几落、跌宕起伏的人生，以及自始至终专事文学艺术、坚守人文意向、秉持公允公正、放达胸襟情怀的思想品格和精神风范，尤其是对于“苏东坡之路”进行有力的探寻，既展现出作者慧眼独具和匠心特出的艺术见地，又成功地对苏轼这个独特的典型人物形象进行了赋予现代意义的艺术重构，从而使这部兼具了纪实文学与理论探寻意味的著作，凸显出浓重的文化蕴含和深沉的现实意义。

　　作为一部兼具了纪实文学和理论探寻双重意味的著述，它究竟向读者诉诸什么，是题材选择的独特，还是思想内容的厚重，或是哲理意义的深邃，抑或是艺术手法的新颖？对于这些问题，无疑是需要文学研究者予以直接回答的。为了有利于广大读者更为深入地解读作家的这本著述，以此做出各自的全面理解、深刻认知及其贴近作者思想和文本原意的审美判断，论者主要选取其中的《苏海》《文曲星下凡》《“乌台”与鸦翅》《野性之狂》《超然台》《遍地都是苏东坡》等篇章，作为具体的分析和阐释对象。

　　《苏海》是本书的首篇之作，仅从标题看，就令广大读者生发出丰富的想象和联想，将苏轼、苏洵、苏辙父子三人的卓越文学才华比喻为浩渺无边的大海，这虽然不是作者的发明创造，但由此可见作者对这三位古代名人充满深深的敬意。那么苏氏父子何以成为大海，有着怎样的事实或理论依据？在作者看来，这要从法国《世界报》发起的一次评选活动说起。2000年，这张有着巨大世界影响力的报纸发布新闻报道，意欲在本报评选出从1001年到2000年内的12位世界“千年英雄”，在由上亿读者组成的投票热潮中，作为文学家的苏轼有幸成为这份榜单里的人物，并且是入选者中唯一的中国人。作者认为，苏轼得以成功入选，固然有其偶然的因素，但又存在某种必然，这样的结果充分证明了一个铁的事实：苏轼不仅仅是泱泱华夏家喻户晓的人物，而且也是世界人民公认的顶级名流。在这个基点上，作者又从不同向度深入分析了“三苏”之所以成为无数民众心中杰出人物的成因，指出它既与当时四川特有的历史和地缘有关，也与苏轼父子各自的人生实践和取得的卓越文学成就相关，特别是与苏轼本人对“苏东坡之路”的奋勉开辟和有力彰显，更有着深度意义的关联。何谓“苏东坡之路”，作者有着这样的解读和阐释：“苏东坡从官场的事务里提纯有益的救世思想，从世俗生活中淬就生活真味，从历史的积淀中托举映照未来的灵智水光”，从而构成了一条鲜花与荆棘丛生、荣耀与失落并存、才识与胆气共构的人生之路。作者的这番理解和阐释，无疑是对苏轼所富有的思想和精神气象为贴切的注解。

　　在《文曲星下凡》《野性之狂》《超然台》等篇章里，作者分别叙写了苏轼在宋代科举考试中一举及第的历史往事，以及青壮时代所具有的狂野与超然的性格特点。《文曲星下凡》主要追述了苏轼在京城汴梁参加科举考试，并高中第二名进士的一段有趣往事。宋代嘉祐元年的秋天，苏轼父子一行三人同时参加了当年由礼部主持的科举考试，主考官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他在阅卷过程中，看到一份标题为《刑赏忠厚之至论》的考卷，深为文章中对远古和上古历史一番纵横捭阖的精彩论述，以及表现出的说理透彻、语言流畅、文风平实的魅力所倾倒，认为它是一篇难得一见的优秀文章。由于卷子处于密封状态，盖住了考生的名字，不知道何许人也，他猜测最有可能是自己的得意门生曾巩，于是为了避嫌，他将这份卷子取为第二名。放榜之后，欧阳修方才知晓该文的作者竟然是苏轼。显而易见，作者对这段有趣往事的详细叙述，目的在于揭示苏轼在年轻时代便具有卓尔不群的创作才华。相与比较，《野性之狂》和《超然台》这两篇文章，突出表现了苏轼青壮时期的性格特点。前者先是对闯入者这个概念进行了形象诠释，然后重点描写了作为闯入者的苏氏父子，对北宋政坛与文坛的双向进入，认为这是一种带有野性性格的进入，而这种野性性格的生成源自于眉山的田间地头、岷江一往无前的气势和苏家几代人形成的自由发展理念；后者以苏轼在密州任职期间挥就的《超然台记》为审视对象，通过对这篇文章隐含的思想意蕴的深入分析和探究，揭示了苏轼身上所具有的两种性格——热忱介入现实又清心寡欲、超然物外的性格。

　　《“乌台”与鸦翅》一文，是对苏轼遭遇“乌台诗案”及其整个生死过程的描写。稍有文学史常识的读者都知道，乌台诗案是导致苏轼人生逆转的一个重要事件，并由此开启了他几起几落、跌宕起伏的人生，作者自然不会忽视对这一事件的密切关注和艺术表达，不过与以往的作者相比，更注重对其中细枝末节的描绘。在这篇文章里，作者首先解释了何为乌台，接着又概要描绘了北宋时期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局面：自始至终存在着新党与旧党间的激烈争斗。由于苏轼既对新党没有半点兴趣，也对旧党没有丝毫奉承，政治态度忽左忽右、摇摆不定，再加之他恃才傲物的一贯作风，由此招来众人的嫉恨，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舒亶等人一直苦心收集苏轼的犯罪证据，终于在《湖州谢上表》《灵璧张氏园亭记》等诗文里找到，一场文字狱大幕也就此拉开，苏轼先是被贬湖北黄州，接着又贬至广东惠州，最后再贬到海南儋州，这真是对其颠沛流离的中年人生和孤独寂寥的晚年生活的现实写照。本书的最后一文为《遍地都是苏东坡》，它以一个民间传说作为开篇，说眉山城里有一座彭老山，在苏轼诞生那天，山上的草木在一夜之间全部枯死。苏轼去世，山上的草木又在一夜之间全部返青。很显然，作者试图借助对这个民间传说的叙写，凸显苏轼与家乡的草木之间达成的生命默契，揭示了人的生命与物的生命在本质上的相通。

　　作者蒋蓝以词典形式，即通过对一个个词条的形象诠释，来展开对苏轼艺术形象的重构，的确显示出了某种程度的新意。我们无须讳言，它无疑是对一种审美表达方式的借用，或者说是对前南斯拉夫作家帕维奇开创的词典体小说艺术形式的沿袭。如此看来，要对中国或世界的历史文化名流进行富有现代意义的重构，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这也正是希望的所在，带着这样的希望，才会焕发出无穷无尽的创造活力。

　　（作者系西南财大天府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