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源（绵阳）

　　作为一部长篇小说，欲意向人们讲述一个怎样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思想蕴含和主旨寓意又是什么，以及运用何种表现手法来进行讲述？这无疑是作者和广大读者共同关心的话题。正是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笔者油然走进薛世荣创作的长篇小说《天佑烧坊》的内部装载和深层肌理。总体上讲，这部小说的作者站在民间性和个体化的立场，讲述了从明代末年到清代初期，发生在主人公王秉正身上的一系列真实又平凡、生动而离奇的故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一个普通的小人物置身于巨大的历史变动中，任何难以预料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只有始终坚守善良的秉性、正直的灵魂，为人处世的实诚和谦逊，才能拥有幸福的人生。

　　将主人公的命运和人生，置于一个改朝换代、政权更迭的巨大历史背景之下，无疑是这部小说最为显著的特点。在王秉正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历史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巨变。那时正值明代末年，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携带胜利之师的威名，以秋风扫落叶式的猛烈攻势一度占领北京，灭掉了长达数百年的大明统治。进京后的李自成，不是思考如何建立新的政权，以及如何巩固得来不易的大好江山，而是成天忙于纵兵抢掠、血洗京城，弄得上下怨声载道，很快失去了民心，后在吴三桂与清军组成的联军合力进攻下，由北而南一路溃败，在西安做短暂停留后，不得不再度退守于湖北地界，尽管大顺军为之付出了种种艰苦卓绝的努力，最终也无法摆脱覆灭的命运。作为新生的大清统治，在它发展的初始阶段，同样面临着一个错综复杂的政治和军事局面。在辽广的北方大漠，有准噶尔连绵不绝的侵扰和抢掠，在偏居一隅的南疆，有吴三桂随时随地的反叛，再兼其所强制推行的严重损害汉人利益的民族与经济政策，如把长江之南的汉人贬为最低等级的人、大肆高额收取各种苛捐杂税、不留长辫便砍头等，致使清初的社会局面处于民心难服和动荡不安之中。

　　在这种历史巨变面前，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只能被其不同程度的裹挟，王秉正先后两次遭遇的人生波折和命运劫难，便是最好的证明。第一次是在陕西凤翔的柳林镇。王秉正的妻子孙氏，因为对李有德怀恨在心，便暗中勾结赌场江掌柜、黑龙寨的土匪，绑架了对方的独子李法天，并向李家索要五千两黄金的赎人费。为了营救李法天，王秉正把当年在童子军里的多位战友集合起来商量对策，决定星夜兼程、深入匪巢，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鏖战，成功救出了李法天，但李有德也为此身受重伤，弥留之际只得将儿子托付给王秉正，激愤和悲恸之余的王秉正，在手刃了江掌柜后，用大火将谪仙烧坊化为一片灰烬，然后带着李法天逃之夭夭。第二次则是在湖北西部的小城夷陵。因为广帮船运总管的公子苟蛟，自从见到陈于珍的那一刻起，就觊觎对方的美色，欲强行占有。一日傍晚，正当苟蛟对陈于珍施行不轨之举时，被住在隔壁的王秉正破门而入，直接飞起一脚踢向苟蛟的裆部，令其再也无法行男女之事。这件事情极其强烈地震怒了整个苟氏家族，王秉正等人也随时面临着被沉江的生命危险，幸得当年同为李闯王麾下的叶七暗中搭救，他们才免于一死。历经数月的艰难辗转，王秉正等一行四人终于抵达了左钧的故乡，位于涪江中流右岸的铜牟镇，也由此开启了他中年之后艰苦创业和幸福人生的康庄大道。

　　对主人公的酒里人生，或者说主人公与酒的一世情缘，抑或是对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酒文化的生动描写，是这部小说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尽管王秉正出生于晋中的一个质朴村庄，但由于祖祖辈辈的遗传，他的生命便与酒具有天然之缘，在关中柳林镇度过的那段难忘经历，更加重了对酒的情有独钟。在抵达铜牟镇后，王秉正先是准确选址，将酒坊建于一片荒芜的江畔，接着是精心遴选木料、石料和找泥瓦匠，全力打造酒坊，然后是购买大量粮食进行酒品的酿制。在生产工艺方面，王秉正基本上是采用从柳林镇学来的技艺，又根据蜀地偏暖的气候条件和生产原料的特点，进行适度改进，其精心酿制的“谪仙烧”和“太白醉”迅速占领了整个铜牟镇的销售市场，成为当地百姓乐于品味的佳酿。在这个基点上，王秉正用更大的力度向外扩张，以拓宽营销渠道、增加市场份额、扩大商品流通等切实有效的方式方法，将酒品的销售陆续推向江油、绵州、平武、梓州、盐亭、梓潼等地，再兼王秉正为人处世的实诚、善良、正直，并具有丰富的生产、营销、管理经验，从而使这两种酒品成为远近闻名、众口一词、津津乐道的美酒，最终创立了声名远播的天佑烧坊。小说正是通过这样的描写，令广大读者得以充分领略王秉正酒里人生的雄健风采，揭示了酒文化的特殊蕴含。这既是对普通百姓安居乐业生存现状的真实书写，又是对康乾盛世历史图景的艺术折射。

　　从艺术角度看，这部小说赋有新历史主义小说的特点。新历史主义小说的观念认为：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实表现过去历史，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后的解释，每一代人都有权利做出自己的解释。对于已然远去、不可重复的历史存在，人们只有探寻一种新的叙述方式，强调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的相互交织，即被阐释和编织的历史；与此同时，也没有一种历史叙述是唯一的，人们只是选择自己认同的某种被阐释的历史。

　　就这部小说的具体创作而论，作者所表现出的历史观的民间化、写作立场的个性化、叙事手法的虚构化特征相当明显。首先，作者选取的讲述对象是一个普通的小人物，这样的人物，无论是在巨大的历史旋涡中，还是在开阔的现实社会里，我们都可以随处觅得。这无疑是作者历史观的民间化和写作立场的人性化的具体呈现。其次，是叙事手法的虚构化。就作者描写的历史背景而言，可能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和真实程度，但讲述的历史故事、塑造的人物形象、情节的依序推进和细节的精心刻画，皆无不表现出浓郁的虚构色彩，令读者无法在真实的历史场景中找到。这是这部小说的艺术特点，又为我们打开了审美的想象空间。此外，作者在叙事时空的有效转换和地方文化的有意连缀，特别是作者通过故事情节的生动描写，将富于特色的绵阳地域文化，诸如绵州的三国文化、梓潼的文昌文化、盐亭的嫘祖文化、江油的李白文化、平武的番汉文化等进行有益的艺术缀合，表现出应有的审美价值。

　　（作者系西南财大天府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