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明玉(绵阳)

　　捷克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提到：“小说的灵魂在于复杂性。每一部小说都向读者传达：‘真相远比你想象的复杂’。这是小说恒常的真谛……小说的本质亦具延续性：每一部新作都是对过往作品的回应，承载着小说发展历程中的所有经验。”依笔者之见，昆德拉所指的这种延续性与复杂性，既包含小说内容的多元要素，诸如故事深意、人物雕琢、情节铺陈、细节勾勒、场景渲染、思想内涵等，也涉及小说形式的各类构成，如艺术技巧、结构模式、叙事策略、表达形式等。小说的内在架构本就充盈着丰富而复杂的韵味。从这一视角而言，一部长篇小说仿若一项宏大系统工程的构建，其内部构造错综复杂，且蕴含着多种意义指向的可能性，更是对小说家知识储备与智慧架构的深度检验。此乃小说区别于其他文体的独特标识，亦是其魅力无穷的根源所在。

　　罗伟章的长篇小说《红砖楼》，恰是对这种延续性复杂精神的美学呈现。从表面观之，该小说描绘了东轩市文学领域在特定时期的存在样态，彰显出一位良知未泯、正直热忱的文学青年对这一文学场域的毅然逃离，展现了一个坚守良心之人对现实人生的执着追寻与探索;从深层维度剖析，其蕴含着颇为丰厚的思想内涵揭示与复杂的审美意蕴指向：既然一个市级文学场域的状况如此不尽人意，那么其他社会层面又将是何种景象?由此可见，作家在这部小说中深刻彰显的，不单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更有着深邃而多元的寓意暗示。

　　冉强无疑是这部小说中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大学毕业后，冉强主动请缨前往一所山村小学任教。在此期间，他创作了一部带有浓厚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春来早》。这部小说在《东轩晚报》连载后，于整个东轩地区引发了强烈的轰动，一时间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热门谈资。连载结束未满两个月，小说单行本便顺利出版。在那个文学繁荣的年代，这意味着一夜成名，从而确立了冉强在东轩文学界的地位，他也因此从一名普通的山村教师华丽转身为市文化局的专业作家。然而，随后崛起的孙云桥、李回家以及与之齐名的作家施广元，在文学成就上远超冉强。确切地说，这三人的文学声誉已突破东轩地域的局限，在全国范围内都颇具影响力与知名度。这并非他们自吹自擂，而是有确凿事实依据的。那年七月，北京与省城的权威专家莅临东轩，召开东轩作家群研讨会，研讨的核心对象便是这三人。会上，对冉强的名字只字未提，仿佛他全然不入专家的视野。这引发了冉强的强烈不满，他斥责专家组是草台班子，并宣称自己不属于东轩作家群。正是这个被冉强视作草台班子的专家组，将孙云桥等人推上了东轩文坛领军者的宝座。他们不仅收获了众多读者饱含热情的赞誉信件，还引得大批文学青年竞相前来拜访。这般情景接连上演，让冉强愈发恼怒。面对如此不利的处境与现实状况，冉强内心极为不甘，时刻寻觅着突围之策。

　　冉强的突围途径主要有三条：其一为“借势”，即凭借各级领导的权势威望，为自己在文坛拓展更大的名气与更多的利益开辟道路。从小说的诸多描写中清晰可见，冉强可谓煞费苦心。他不仅全心全意、细致入微地接待各级领导的春节慰问，还与媒体构建起良好的互动关联。每年春节期间，市里领导都有慰 问文艺界人士的惯例安排。每到此时，冉强便提前数日指挥妻子与保姆精心布置家中环境：窗帘全部更换为崭新的，颜色挑选极为慎重，尤其要避免带有条纹，否则镜头中会出现“怪异条纹”;客厅里书柜排列整齐，冉强将各类书籍摆放得满满当当，且错落有致，同时把自己的著作置于显眼位置，以便于记者拍摄;座位安排也提前规划妥当，领导的座位、自己的座位以及记者架设摄影机的角度，均考虑得周全详尽。一切布置就绪后，冉强便提前恭敬地站在家门外，静候领导到来。其二是极力鼓吹他的“站队理论”。无论是在各类聚会场合，还是私下交流之中，冉强都反复强调他所谓的“站队理论”。在冉强的认知体系里，即便在小小的文坛领域，也存在三支队伍，即红队、黑队、灰队。他认为人生在世便是在选择站队，一旦站错队伍，一生便会毁于一旦，并以身边的实际事例加以佐证。其三则是运用各种明争暗斗的手段构陷对手。冉强夫妻与孙云桥在楼上楼下的激烈对骂，冉强与“我”之间的那场激烈争吵冲突，冉强对费远勤在文章中称赞他的小说深得米兰·昆德拉精髓所表达的强烈不满，这些均可视为他施展的明招。当然，冉强更多的是采用暗招。冉强声称，孙云桥的脖子是因戴绿帽子而累歪的，指责孙云桥不仅在外风流快活，还教唆妻子与他人有染，甚至将老光棍沈聪为锦玉所画的裸体油画当作有力证据;冉强私下指使儿子冉从天编造一本名为“古今中外百大文豪”的画册式小册子，或是在《东轩都市报》何总编那里诋毁“我”的人品，又或是对他人批评进行嘲讽等。诸如此类，足以表明冉强极为擅长运用各种暗招来构陷对手，以此抬高自己的文学声誉、树立文坛权威。

　　从艺术视角审视，这部小说最为突出的特征便是隐喻手法的精妙运用。在这部小说里，从标题的象征意义到故事的叙述推进，再到情节与细节的雕琢描绘，作家运用了大量各异的隐喻手法。例如，“我”经历了一场死去又从幽深沉寂中苏醒的梦境，在川西北莫名遭遇翻车事故并受伤，最终决然选择离开东轩;申响、江小珊、沈聪等在九台大山中畅享自在的乡村生活，一条体型小巧的银环蛇悄然无声地蜷缩在冉强书房小床的枕头里，在万年广场上高高矗立的冉强铜像等。这些叙事与描写，或是隐喻文化人的权势与地位，或是映射某些人一贯的强势做派与虚伪嘴脸，或是象征普通人生活中的困扰与忧愁，或是暗示文坛的种种不良风气与弊病。隐喻作为一种艺术手段或表达形式，其重要价值不仅仅在于它所蕴含的隐晦寓意，更在于它能够深入触动人们的情感、内心世界、思想观念以及灵魂深处的隐秘角落。

　　作为当代知名小说家之一的罗伟章，其早期小说创作多聚焦于中国乡土社会的生存状态与现实情形，《百年饥饿》《不必惊讶》《声音史》《隐秘史》等作品皆是如此。自《镜城》《红砖楼》等作品问世后，他的小说艺术视野开始切入当代文化语境下的城市空间，或者说一种社会存在形态。这不仅是作家从乡村到城市思想观念与审美意识的自觉转变体现，更是一种对视野拓展、题材多元、表达丰富、意蕴深邃的创作追求深化。期望作家在这条创作之路上稳步前行、健步如飞，收获更为卓越的艺术成就。

　　(作者系绵阳师范学院教授)

　　编辑：谭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