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开歧（三台）

　　我曾两次应邀参加东北大学校庆，同东北大学师生交谈时，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抗战时期流亡的东北大学，如果没有三台的接纳，东北大学就没了。”

　　东北大学校友徐放说：“什么都可以忘，抗战时三台人民对我的养育之恩不能忘，东北大学能保存下来多么不容易啊。”

　　我在三台听得最多的一句话：“东北大学内迁三台，为三台人民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为三台人，我觉得先辈们为子孙后代做了一件最长脸的事，就是在国难当头，接纳了流亡的东北大学。

　　坐落于沈阳的东北大学，自1923年建校至今100年了，最难忘怀的，却是在相隔千山万水的四川三台，他们度过了8年艰难而辉煌的岁月。

　　东北大学创办于1923年，是东北第一所大学。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北三省，东北大学向祖国内地流亡，北平、开封、西安，一路辗转，暂作休整，修复创伤，怎奈抗战事态紧急。特别是1937年春天之后，日寇兵临潼关，西安告急，有着少帅张学良背景的东北大学成了“孤儿”，何去何从，无人可问。

　　此时，有人主张停办解散，有人主张迁往边陲青海……时任东北大学代理校长臧启芳深知，东北大学流放青海的命运，可能已成定局，可他又不愿见东北大学就此断送，于是悄悄派法学院院长李光忠揣着公函前往四川，探寻东北大学的生存之路。

　　李光忠的四川之行不顺利，接二连三遭到婉拒。就在几乎无功而返时，他猛地想起四川还有个三台县，就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到了三台。

　　三台，这座曾经辉煌一时的古城，因战乱和饥荒，日子也不好过，就在当年，还是“春旱连夏旱，灾民达30万人”，不少种田的农民选择外出逃荒。

　　时任三台县长的郑献徵反复阅读着公函。他知道这一张纸的分量有多重。他是读过大学的，知道大学的价值，特别是有着特殊历史背景的东北大学。要拒绝，一句话就可以打发走的。可是，一所名牌大学就这样消亡，又于心何忍。他更知道，重情重义的三台人，虽然面临大灾大难，但分得清是非黑白，懂得起知识是民族的希望，80多万人的大家庭，是否可以添几百张嘴巴？莽莽黄土地，还摆不下几百张课桌吗？

　　李光忠得到肯定答复，立即电告臧启芳。

　　1938年3月，春雨濛濛的傍晚，500余名东北大学师生，告别古都长安，挤上了开往宝鸡的一列火车。从宝鸡下车，攀藤附葛翻越秦岭，身临其境地，饱尝了诗仙李白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滋味。再绕汉中，经蜀栈南端川北门户之剑阁，辗转到达三台。

　　1938年4月23日，500余名东大师生迈着整齐的步伐，精神抖擞地进入街道整洁的三台县城，只见全市商家店铺悬旗志贺：“欢迎东北大学迁三台！”

　　3000人的欢迎大会，盛况空前。三台各界人士欢迎东北大学师生历尽千辛万苦，长途跋涉，翻山越岭来到三台，播撒文化种子，为古城带来勃勃生机，这是三台之幸！三台虽然贫穷，但三台人民会把你们当成自己的亲人，请你们把三台当成自己的家！

　　臧启芳校长答谢道，东北大学既是东北人民的大学，也是三台人民的大学！

　　臧启芳当场指挥东北大学师生齐声歌唱《五月的鲜花》，紧接着3000人齐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者赶出去！”

　　一个小小的县城，转瞬间，一所大学“从天而降”。

　　内迁三台的东北大学，借得旧试院及杜甫草堂一部分和潼属联立中学一角，开始复课。师生们面对此情此景，脑海里涌现出诗圣杜甫愤世爱国、颠沛流离的历史画面，与今天因抗战流亡读书的现实情景交融，真是历史的巧合。

　　当时三台，既无电灯，又无自来水。

　　没有电灯，则以桐油灯为照明工具。用土碗或专制的土陶灯盏盛上桐油，将棉线搓成的灯芯子浸入油中，即可点燃并获得一线光明。可是，桐油灯燃烧时烟子特多，又浓又黑，凡挑灯夜读者，鼻孔及脸均被熏黑，极像戏里的黑面包公。

　　所有学生，不分年级高低、贫富贵贱，一律住在校内，共度艰难岁月。

　　东北大学于1938年3月内迁三台复课，1946年暑期迁回沈阳，在三台整整经历了8个冬夏春秋。

　　这8年，正是抗日烽火燃遍中华大地的八年，三台人民从东北大学的内迁，看到了日本侵略中国的血腥罪行。三台人民更从东北大学师生的流亡生活，知道了有国才有家。三台人民同东北大学师生一起，用满腔热情共同书写了抗战文化的华彩篇章。

　　一批知名教授、学者相继来到内迁三台的东北大学，让三台这座后方小城群英荟萃。

　　被誉为“清史研究第一人”的萧一山、“国学大师”蒙文通、以写《李自成》而闻名中外的姚雪垠、“中国现代政治家”萧公权、“中国近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金毓黻、还有深受学生敬仰的一对伉俪董每戡与冯沅君、为我国教育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的李季伟……他们的到来，极大地增加了这座四川小城的文化含金量。

　　东北大学内迁三台，全校师生心里装着家国情怀，不仅通过几十种壁报、期刊进行爱国主义宣传，还有不少热爱戏剧的志士仁人组成各式戏剧团体，把我国一批优秀剧目奉献给了三台人民。如1944年成立的实验剧团，先后演出了《北京人》《日出》《家》《祖国在召唤》《雾重庆》等，极大地唤起了广大民众支援抗战的爱国主义觉悟。同时，为三台培养了一批戏剧人才。

　　影响较大的是，1943年和1944年在三台举办的两次全国性木刻版画展，先后展出了著名版画家李桦的《召唤》、刃锋的《嘉陵江上》、王琦的《战斗的原野》、野夫的《从敌战区抢回来的特产》、陈烟桥的《鲁迅与高尔基》、谢梓文的《青纱帐里》《我们在太行山上》……两次共展出140余幅作品，三台人大饱眼福。

　　东北大学师生，在三台期间，一批知名教授主动到三台县的中学兼课，并协助地方办学。还组织并输送有志青年到抗日前线对敌作战和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

　　三台人民一致公认，东北大学是一所非凡的学校，在流亡中克服重重困难和各种压力，努力实践“知行合一”的爱国主义教育思想，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东北大学内迁三台，让这座偏远的后方小城，成为了抗日救国的前沿阵地。

　　当抗战进入最关键时刻，为适应战事，必须补充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兵源，提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倡议，于1944年7月，三台县200多名由大、中学生组成的青年远征军，登上了从新津飞往印度兰伽集训基地的飞机。这批远征军中，就有东北大学的学生。

　　在这场关系着国家和民族危亡的抗日战争中，为了延续民族的血脉，三台人民接纳了流亡的东北大学。为了抵御外来侵略者，三台人挺起了不屈的脊梁，凝聚成了捍卫国家和民族的中流砥柱，为后辈儿孙留下了世代相传的历史记忆，树起了一座爱国主义的传世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