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石英先生在最近的几年来连续出了多种有关人性文化、历史与文学的散文随笔著述，譬如《文史与人生》《石英人性文化随笔选》《石英散文新作选》《石英文学作品精选》等等，其中的这部《石英文史与诗词新探》颇得笔者的青睐。因为在这部散文随笔著述里，作者不仅探究了魏晋、唐宋、明清、民国时代散文创作的主要特色和审美本质，而且还揭示了这些时代的散文作家为何表现出这如此特色与内质的根本原因，由此表现出一位当代文学名家的慧眼独具和特殊才华。

　　石英，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中国散文学会副主席，先后在各大出版社出版小说、散文、诗歌等数百部，曾任《散文》杂志主编、《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

　　石英先生的这部散文随笔集共分为文心正气、史眸辨真、诗词妙品三辑，每一辑的内容都具有其特指的思想内涵和主题意义。文心正气一辑，通过对我国散文创作传统的深入梳理，对中外散文异同的横向比较，对山川美质与文学品味的细致分析，对散文创作观与评论观的努力探索，揭示了我国散文之所以具有其独特的审美内涵和艺术魅力的根源。史眸辨真一辑，通过对楚汉时代和三国时期几位重要人物的性格特点的准确分析，对魏晋之交某些世态人性的独特理解，对北宋内外战争之因的理性辨别，对戏曲和民间传说之于历史的反作用的自主参悟，对闯关东并非始于近代的认真考量，力表出作者对历史人物、历史现象、战争历史、社会历史的深刻认知和理智把握。诗词妙品一辑，主要通过对李商隐诗歌中的绵密美学、柳永词作中的艺术之长和古典诗词中佳句与名句的奥妙之处、唐宋诗词中蕴含的自然人文风习等的逐一探究，令广大读者得以深层感知到作者对古典诗词艺术美学的独特见解。

　　就作者对于文学内部的勘探而论，主要体现在文心正气和诗词妙品这两辑中，它关涉了散文、小说、诗歌、戏剧文学等多种文学体裁，其中又以对散文、诗歌的探索为主。这类文章多达20余篇，本文仅就其中的《简谈我国的散文传统》和《李商隐诗歌的“绵密”美学》两篇文章，谈谈笔者的看法，我们或许从中能够感知到作者对文学内部勘探之一斑。

　　在《简谈我国的散文传统》一文中，作者首先指出我国散文创作的历史源远流长，并涌现出了许许多多杰出的散文家，接着便是对我国散文创作的历史传统进行卓有成效地梳理。在作者看来，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诸子百家、人才辈出的时代，其散文创作集中体现为一个“杂”字，它不仅有儒家、道家之于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负的深入阐释，有法家之于法制理念和国家治理的宏大见解，也有阴阳家、纵横家之于社会时事和军事思想的纵横论说，更有名家、杂家对于历史与时代的真知灼见。就散文创作的风格而言，作者特别强调孟子散文的风格是酣畅淋漓、博词雄辩，庄子散文的风格是想象瑰丽、翩然潇洒，韩非子散文的风格是机智精策、气胜理达。在论及两汉时期的散文创作时，作者认为司马迁的《史记》无疑是百年以来散文创作的精神骨髓，说它在大开大合之处的笔墨能够经天巡地，细微刻画之处的雕刀能够入木三分，形象生动而不失自然流畅，简洁干练却每每可以画龙点睛。在有关唐宋散文的论述中，作者指出这是一个名家云集、星汉灿烂的时代，其散文创作已经抵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标志着中国古典散文的成熟。就具体的论述而言，作者认为是先有韩愈、柳宗元的这样的开路先锋，后有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洵、苏辙、曾巩的接踵而至，尤其是其中的苏轼，可谓是才气横溢、兼容并包、无所不精的典范作家，实在是史上罕见。至于说明清时代的散文，作者则认为它们无非是对唐宋散文的一种延伸和展阔。最后作者总结道：中国散文的传统是现实主义的，它力图通过对现实社会、现实人生、现实理想、现实景物、现实意象的多重描绘，来表达作家们对现实的趋向与向往、遵从与敬重。因而，在作者的深层感知里，这就是中国散文的传统，是中国的散文得以不断前行的根脉和永续的力量源泉。

　　在《李商隐诗歌的“绵密”美学》这篇文章里，作者回忆起自己读大学中文系时，感觉诗人的作品中存在着过度的感伤情绪，在艺术表现上也过分注重语言文字的营造而欠缺洒脱舒放的气韵。随着时光的流逝，当作者再次捧起李商隐的诗集进行诵读时，才蓦然发现李商隐诗歌中所具有的“绵密”美学特征。在作者的感知深度里，所谓绵密就是静心思考的细致周密，是一种与粗疏、松散、欠缺精美相对立的状态和资质，认为诗人精于构思、注重诗歌的整体感、对仗一丝不苟，这些都是绵密美学直接带来的艺术效果。当然，更为重要的还在于诗人在其诗歌中表现出的擅于在对立和矛盾之间强化语言文字的张力，认为这才是增大诗人诗歌中的思想深度与文字密度的关键所在。最后作者指出，李商隐诗歌中的绵密美学，还富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号召诗人绝不放松在诗歌艺术上对于精益求精的追求。

　　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的勘探，也是这部文集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内容，这些文章主要收集于史眸辨真这一辑中。在《三国人物“七0后”》这篇文章里，嘴鸥这一起笔便开宗明义地阐释了这个“七0后”的真实含义：特指活到七十岁以上的人。接着用风趣、幽默、诙谐的笔调，分别叙写了三国时期的赵云、黄忠、司马懿、孙权这四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在作者笔下，赵云是一个富有凛然正气、不卑不倨、英武超拔、笃重诚信的人物，黄忠是一个宝刀不钝、老当益壮、越老意志越坚定的“老黄忠”形象，司马懿则是一个多了些狡黠、少了点谑趣的阴谋家，至于说到孙权，作者则借用南宋大词人辛弃疾的那句名言“生子当如孙仲谋”，来进行大力的褒奖。从中不难看出，作者对这些三国时代的历史人物进行臧否时所采取的态度及其评价标准。

　　在石英先生的这部文集里，无论是之于文学的勘探，还是之于历史的深究，都非常明显地表现出了作者所持有的文学观念和历史意识。就其文学观念而言，作者一直秉持着文学为人类生存现实与理想服务的宗旨，要达成这样的目的，就必须尊重作家对文学创作方法的选择;就其历史意识而论，作者则认为要尊重历史，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才能够廓清历史的迷雾，洞见历史本身的真相。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学观念和历史意识，作者才得以对文学与历史进行富有崭新意义的勘探，同时也为广大读者荡除了认知文学与历史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