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潘时彤（生卒年不详），字紫垣，成都华阳人，清嘉庆九年（1804）举人、拣选知县，清代著名学者、方志学家，总撰《嘉庆华阳县志》，编纂《昭烈忠武陵庙志》，著有《绥靖屯记》等。

　　在历代吟咏绵州的诗人中，潘时彤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在现有文献中，未见潘时彤行走金牛古道的明确记载，但他所写的《上亭铺》与《绵州道中》却以真切细腻的笔墨，留下了他的蜀道行迹。

　　这两首诗，以一沉一逸、一古一今，勾勒出历史沉思与乡土风物交织的双重诗境，既展露出他作为学者型诗人的史学深度，也饱含乡土文人的情感温度，是窥探他人生心境、梳理行旅轨迹、研究蜀道文学和绵州地域文化的重要文本。

　　上亭铺的历史追问

　　《上亭铺》一诗，落笔于金牛古道上的历史记忆，以极简的笔墨承载厚重的史思：

　　《上亭铺》

　　舞罢霓裳仙子惊，

　　三郎从此竟西行。

　　不知夜雨淋铃曲，

　　可似催花羯鼓声。

　　这首诗以唐玄宗入蜀、马嵬坡兵变为背景，将盛唐的历史剧变，浓缩于驿铺的一瞬间。

　　首句“舞罢霓裳仙子惊”极富画面冲击——《霓裳舞衣曲》舞完，美人已惊变。“舞罢霓裳”与“仙子惊”形成强烈反差，一个“惊”字写出从极乐到极悲的瞬间转化，暗喻盛唐气象的脆弱。

　　次句“三郎从此竟西行”直陈史实，市井化的昵称“三郎”淡化帝王威仪，平添几分凄凉。“竟”字写出了帝王仓皇辞庙、狼狈西逃的落魄无奈，与昔日的煌煌天威形成巨大反差。

　　后两句是对历史的追问。唐玄宗入蜀途经上亭驿，夜雨闻铃，想起杨贵妃，心生悲凉，遂谱《雨霖铃》以寄哀思。诗人由此设问：这首哀婉凄切的《雨霖铃》，听起来是否如当年宫中那催花怒放的羯鼓之声？

　　昔日的“催花羯鼓声”，是唐玄宗的权力象征，而“夜雨淋铃曲”则是他哀叹命运、无力回天的悲鸣。诗人将这两种不同时空的声音并置，揭示出乐极生悲、盛衰无常的历史循环——同一个人，在命运的巅峰与谷底，心境与创作竟是如此的天壤之别。

　　诗人并没有停留于历史铺陈，而是以个体的视角，去探知被历史遮蔽的帝王生命体验，以“可似”二字，表达对历史兴亡、人生沉浮的叩问，体现出青年士子的史学认知与人生格局，让这首怀古诗兼具文学性与思想性。

　　绵州道中的文化认同

　　与《上亭铺》的深邃思考不同，《绵州道中》以清新明快的笔调，描绘蜀地自然风物与乡土风情，成为记录绵州民间文化与地域风貌的鲜活诗证：

　　《绵州道中》

　　江水层层漾碧罗，

　　绵州处处唱巴歌。

　　巴歌唱过罗江去，

　　瓦鼓声中白雨多。

　　首句“江水层层漾碧罗”写涪江景色。江面碧波荡漾，层层涟漪如飘动的碧绿丝罗。诗人以碧罗写水色之清、水纹之柔，又暗合蜀地是丝绸之乡的文化底蕴，足见诗人对自然风物的细腻观察。

　　次句“绵州处处唱巴歌”写绵州民俗文化。诗中的“巴歌”即是流传久远的《绵州巴歌》：

　　《绵州巴歌》

　　豆子山，打瓦鼓。

　　扬平山，撒白雨。

　　下白雨，取龙女。

　　织得绢，二丈五。

　　一半属罗江，一半属玄武。

　　这是绵州民间歌谣最具生命力的活态传承，“处处唱”写出绵州民间歌谣的盛行与淳朴民风。

　　第三句“巴歌唱过罗江去”一语双关。既写诗人沿金牛古道经绵州、过罗江的行程，也写巴歌余韵相随、漫遍乡野的意境。彼时的罗江属绵州辖地，行程与诗意完美融合。

　　末句“瓦鼓声中白雨多”写民间礼俗与自然天象的交织。“瓦鼓”是巴人民间祭祀、歌舞所用的陶鼓；“白雨”则是蜀地在夏季常见的阵雨。人间鼓乐与天上雨声并置，既是《华阳国志》中“巴人击鼓以祭”的再现，又暗含蜀地“天人相和”的本土哲学，勾勒出一幅生机盎然的绵州夏日民俗风情图。

　　诗文系年与心境考辩

　　潘时彤的这两首诗写于何时？地方史志没有明确记载，但结合其家世、人生轨迹及清代科举制度，可作出合理推测。

　　潘时彤出身于成都华阳一书香门第，潘氏“家世藏书”，他的父亲潘元音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举人，曾授任阳山县令，解职回乡后专事著述，成为地方名儒，著有《东庵诗文集》。家学渊源，为潘时彤的早期学习打下坚实基础，让他在嘉庆九年（1804）中举。

　　地方史志记载，潘时彤是“拣选知县”。根据清代制度，近省举人三次会试未中、远省举人一次未中，可获“拣选知县”资格。据此推测，潘时彤在嘉庆九年（1804）中举后进京，参加次年会试落第，因四川属“远省”，他向吏部递交申请通过“拣选”审核后回乡等待“铨选”，但一直未得实授。

　　因此，《上亭铺》当作于嘉庆九年（1804）秋冬之际，潘时彤中举后意气风发进京赴会试，途经上亭铺时触景生情，生发对历史兴亡、世事变迁的思考。诗文的语境与思想深度，正好与年轻举子志在四方、心怀天下的心态相符。

　　会试虽落第，但毕竟获得了“拣选知县”资格，前程可期，归乡途中心情自然轻松愉悦。因此，《绵州道中》当作于嘉庆十年（1805）会试落第归乡途中。蜀地的春夏时节，万物繁茂，诗人眼中的涪江明丽如“碧罗”，巴歌悠扬“处处唱”，满目生机，字里行间洋溢着归乡的喜悦与急切心情，还有对家乡风物发自内心的喜爱，心境与景致相得益彰。

　　古道诗学的文化空间

　　从京城归来，潘时彤再未离蜀，以整理地方文献、纂修方志、书院讲学为业。

　　综合《华阳县志》《昭烈忠武陵庙志》等文献记载，潘时彤于嘉庆十九年（1814）至二十年（1815）受聘总纂《嘉庆华阳县志》，道光五年（1825）参修《绥靖屯志》，道光七年（1827）主讲成都芙蓉书院，课余编纂《昭烈忠武陵庙志》，闲暇时也以诗文记录巴蜀山水与乡土情思。

　　潘时彤的一生行迹，大多在巴蜀山水间。他写于绵州的两首诗，以金牛古道为时空纽带，串联起上亭铺、绵州、涪江、罗江等地理坐标，构建起“历史遗迹+自然山水+民间文化”的三维文化空间，让蜀道成为承载历史文化、抒发情志的载体。

　　《上亭铺》以诗论史、以心问古，将史学思辨融入诗歌创作，是清代士人对蜀道历史的理性回望。《绵州道中》则是文人视角下的乡土诗学表达，以质朴笔墨记录民俗风物、地域风情，表达对绵州本土文化的认同。

　　两首诗一问史、一记俗，构成了潘时彤此次行旅创作的双重诗性，是清代蜀中士人既心怀天下、又扎根乡土的精神世界缩影。

　　穿越千年的金牛古道，是承载史事、行旅行吟的文化长廊。古往今来，无数走过这条古道的文人志士，或许都会在某处驿站、驿路，留下自己的诗行与印迹。潘时彤的这两首蜀道诗，有历史的厚度，也有人文的温度，不仅是个人行迹与心境变化的记录，也丰富了清代绵州诗歌“史论与诗歌相融、怀古与写实共存”的内容，为研究蜀道诗歌史、清代蜀中乡土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诗学文本。

　　（图片来源：视觉绵阳资料图）

　　记者：张登军

　　编辑：谭鹏　校对：郭成　审核：侯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