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十八革命烈士”之一王蕴中——

　　英勇无畏的斗士 用生命点亮熹光

　图为梓光社成员1925年合影，后排左一为王蕴中。

　梓光社旧址北京潼川会馆（现已消失）

　1926年3月18日，在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北京2万多群众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大会”示威游行（资料图片）

　　说起大革命时期牺牲在北京的三台籍优秀共产党员王蕴中，可能大多数绵阳人并不知道，但是说起解放后经周恩来总理批准为“十八革命烈士”的英烈们，相信很多人会恍然大悟。“三台籍优秀共产党员王蕴中，就是十八革命烈士之一。”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余正道说。

　　王蕴中，又名王心诚、王静仙，绵阳市三台县人，1923年春赴北京求学。在国立北京工专学习期间，1924年经贺诚、左道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工专党支部书记。1925年冬，与在京同乡学友创办梓光社，出版《梓光》刊物，宣传马列主义。1926年3月，参加北京学生“反对八国通牒国民大会”示威游行。1927年4月调中共北京市党部做交通工作，10月北京市党组织遭破坏，被捕入狱。11月18日，王蕴中等18名同志被杀害。

　　□绵阳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刘毅 胥江 文/图

　　挣脱束缚千里探索真理

　　漫步在三台县革命历史展览馆里，“十八革命烈士”之一的王蕴中很是引人注目。史料上记载的王蕴中的革命故事，深深地打动着前来缅怀烈士的人们。“今日之盛世，是他们这些革命先烈用生命许下的愿景！”正在这里参观的三台县干部刘玉民的话代表着大家的心声。

　　王蕴中家里世代务农，父亲王宜之、母亲吴夫人都非常贤能。王蕴中兄弟共三人，妻子陈氏善良朴实，在得到丈夫殉难的消息后，悲痛而亡，没有留下子嗣。

　　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的史料记载，王蕴中1918年考入潼属联立中学，1921年冬中学毕业后，为了探寻救国救民真理，谭卫根和王蕴中商定，第二年春天一起去北京求学。1922年4月，谭卫根与同乡好友贺诚（原名贺宗霖，又名贺润滋）前往北京，与同乡兼学兄王棣之同住。同年7月，左道之（又名左军，1926年由中共送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并派往第三国际工作）也赶赴北京，与谭卫根、贺诚一起复习功课，积极迎考。1922年秋，谭卫根考入北京大学乙部预科，贺诚考入国立医专，左道之考入国立农专。他们进入学校学习后，彼此联系密切，互帮互助并积极鼓励在乡的好友来北京学习。

　　然而，由于王蕴中祖父病重，反对他赴京，家人也反对他离家，王蕴中未能同行。“后来，在王蕴中叔父王锡田支持下，经过激烈争论，王蕴中的祖父勉强同意让他去北京。”三台县委党史研究室的同志根据党史资料介绍说。

　　1923年3月，王蕴中挣脱家庭束缚，偕好友谭襄城、左治生、杨蕴璞、蒋瑞琪、杨征辅等到京，受到谭卫根、贺诚、左道之等人的热情接待和照顾。第二年，经过紧张地复习，王蕴中、谭襄城考入国立北京工专，左治生考入北京中国大学，杨征辅考入北京大学，杨蕴璞、蒋瑞琪考入北京朝阳大学。

　　入学后，大家团结甚密，精神奋发，勤学不怠，特别倾心国事。此时，他们就读的学校均有了党组织。1924年秋，经贺诚、左道之介绍，王蕴中与谭卫根、谭襄城、左治生、蒋瑞琪加入中国共产党，接受党组织的严密教育。在他俩的影响下，王蕴中等同学孜孜不倦地阅读《新青年》《向导》《工人周刊》等进步书刊，潜心学习《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开始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去观察国家命运，分析现实社会，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使自己在政治上日趋成熟。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的资料《精神风范》中，对王蕴中等作出了积极的评价：入党后，王蕴中积极投身大革命洪流，和左道之、谭卫根等深入西郊公主坟、跑马厂、羊圈头、卧佛寺一带农村，向农民宣传马列主义，启发他们的革命觉悟，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队”，培养了一批农运骨干，为大革命风暴奠定了群众基础。

　　1925年，到北京求学的三台籍学生已达13人，分别是王蕴中、谭卫根、王棣之、贺诚、谭襄城、左道之、左治生、杨征辅、杨蕴璞、蒋瑞琪、谢藻祥、许可经、李味伯。为了向家乡人民宣传马克思主义，这年冬天，他们与进步青年共同组织成立“梓光社”，意为“马克思主义光芒普照梓州大地”。并在寓居北京的三台籍书法家左攀龙（左治生的父亲）、北京四大名医之一萧龙友、知名人士王汝庄等人的资助和三台县教育局的支持下，创办《梓光》杂志。《梓光》第1期为16开本，100余页，刊载各类论文10余篇，其中《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等文章获得各方好评，在当时具有相当高的理论水平；还有不少论文，均有针对性地对县事提出建议或述评。《梓光》杂志以民主、科学为旗帜，提倡新文学、新道德。文章短小精干，以分析形势、传播马克思主义、提出建议为主。刊物每期除在北京散发外，大部分寄回三台，为三台人民播下革命的思想火种。同年底，王蕴中任北京工专党支部书记。

　　宣传革命发展进步力量

　　1926年3月18日，王蕴中和谭卫根参加北京学生“反对八国通牒国民大会”示威游行。在“三·一八”惨案中，谭卫根连中数弹，身穿4孔，由于流血过多，昏厥于北京协和医院。王蕴中幸免于难，在医院精心护理谭卫根长达数月，“这份情谊比亲兄弟还要深厚。”市委党史研究室段雯在其关于王蕴中的史料研究中如是评价。谭卫根康复后与王蕴中留校主持支部工作，主办《烈火》《新生》刊物，继续宣传革命，发展进步力量，两人的任务也日益繁重。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加之北方军阀的野蛮统治，共产党人被大肆捕杀。4月28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英勇就义，北京党组织处于腥风血雨之中，牺牲的同志越来越多。党中央派蔡和森、王荷波到北京组建北方局，恢复北京市委，同时将谭卫根由北大支部调北京市委候补执行委员、宣传部长，将王蕴中由工大支部调市委任交通员。他们每天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勤奋工作。此时，王蕴中和谭卫根的行迹已完全转入秘密状态，不能在学校以及其他公开地址住宿，只能化名穿便装，在距党部机关较为偏远、离工大比较近的西北城小胡同租房秘密居住。不久，谭卫根调北方局工作，由蔡和森直接领导（当时北方局隐蔽在某京官公馆内，蔡和森对外自称为该京官的“三姑少爷”，王蕴中和谭卫根则是蔡和森的随从），行踪更加秘密，与外界的联系就更少了。

　　叛徒泄密十八烈士就义

　　1927年秋，北京市委计划等到奉系军阀败至卢沟桥时，发动武装暴动，但由于叛徒泄密，王荷波、王蕴中等18名同志被捕，北京各级党组织多被连带破坏。北方局也因此受牵连影响，被迫分散，转移住所。蔡和森起初将住所转移到某印刷厂并叮嘱谭卫根每天前往接头，过了几天，蔡和森又不知转移到何处去了，印刷厂随即被查封，谭卫根由此与组织失去联系。此时，王蕴中与市党部其他被捕的同志一起被关押在监狱，受尽了各种酷刑。友人戴明德（四川蓬溪人，北京农大学生，因受嫌疑也被捕入狱）恰好与王蕴中关押在同一座监狱，彼此相望，尽管不能交谈，但能够以目相视，彼此关怀相怜。据戴明德回忆：“当时看到王蕴中在监狱中的惨状，就知道他遭受了极端残忍的酷刑。每当用目光询问他的伤势时，只见王蕴中频频用手指向心窝，示意他不久就会被枪决，但他宁死不屈的态度非常坚决。”后来，戴明德再也没有看到王蕴中。

　　1927年11月18日，王蕴中等18名同志被枪杀于北京安定门外，尸体被丛葬于当地义冢。新中国成立后，经国务院批准，追认王蕴中等18名同志为革命烈士，遗骨移入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

　　本版图片翻拍自三台县革命历史展览馆

编辑：李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