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进入北川后，广大翻身群众怀着对红军的感激之情，纷纷拿起刀枪上前线杀敌，在后方的男女老少也从各方面大力支援前线，共同保卫革命胜利成果。在短短的103天日子里,北川群众在各级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掀起了支援红军的热潮。红军所到之处，均有人民群众端茶送水、安排食宿、热情迎送，更多的是为红军筹集、运送军粮，运送伤病员，给红军带路，站岗放哨，赶制军需物资。他们为革命战争出力，与红军团结战斗、生死与共。

　　北川羌族自治县县委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红军长征在北川的战斗，得到了北川人民无私的支援，北川人民为红军北上抗日作出了巨大贡献。

位于禹里的红军长征纪念馆红军塑像

　　红军来了 穷苦百姓热情欢迎

　　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为配合中央红军长征,西渡嘉陵江，实施战略转移，踏上了长征的艰险征程，于4月中旬挺进北川，解放了北川全境，苏区面积达2800平方公里。红军进入北川境内，受到穷苦百姓的热情迎接，各地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下，纷纷办起接待站，为红军提供后勤服务。

　　红军先遣队到桂溪、陈家坝、东溪、白坭、治城、片口、漩坪等处，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挂红放炮，端茶递水。高寒边远羌藏民族杂居的麻窝磨子沟农民叶少茂，串联7户穷人，将自己的一头猪宰了,背上猪肉步行160里到治城迎接红军;红军占领治城时，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红军到达东溪楼房坪，当地农民为红军端茶倒水。红军走到哪里，都受到了当地穷人的欢迎。

　　北川各地的穷苦人民在红军先遣队的组织领导下，先后在龙凤、陈家坝、贯岭、治城、庙头坝、坝底堡等8处办起了接待站，为来往红军和打粮运输的游击队备办食宿。有的接待站在红军的直接掌管下,还要负责粮食、盐巴等物资的保管、分配、转运工作。红军大队人马来到北川，得到当地穷苦人民和接待站的热情接待。

　　北川羌族自治县县委党史研究室提供的《中国共产党北川羌族自治县历史》记载，龙凤接待站设立在龙凤场附近的徐坪坝，是红军从江油进入北川的首站。服务人员为过往红军烧水、煮饭、安铺。陈家坝接待站既为红军备办食宿，又承担从中坝运来的大批粮、盐、布等物资的保管、分配、转运。权家院子还设有几口大锅，昼夜不停地为红军炒油米，两个多月炒制10多万公斤,供红军携带食用。游击队为红军打粮，妇女为红军烧水煮饭、改制衣服，老年人为红军打草鞋、编斗笠，少年儿童为红军站岗放哨、探察敌情。治城是中共北川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和红四方面军总部所在地，总指挥徐向前等领导同志住在这里，接待站任务最为繁重，仅煮饭的就有10几处，两座深坑子的油房，日夜不停地为红军加工食油。坝底堡接待站，是红军撤离北川的最后站点，接待站昼夜不停炒玉米花、做炒面，为西进红军提供干粮。

禹里红军碑林

　　支援前线 打粮运粮热情高涨

　　北川属高山峡谷地带，人少地瘠粮食缺乏，红军入境后，食物供给成为突出问题。各级苏维埃布置各游击队打集(收缴)地主和官仓的粮食以支援红军，各游击队在北川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的打粮高潮。甘溪、桂溪、龙凤等乡的游击队员把地主埋藏的粮食全部挖了出来，又把他们转移在深山岩洞的粮食、猪膘等物搜集出来。红军收到这些东西，首先把衣服分给游击队员，把部分粮食分给缺粮的农民，鼓励他们继续打粮的积极性，把剩下的大部分粮食留作自用，把银元鸦片列成清单上交总部统一管理。

　　5月，北川粮薯殆尽，红军撤出中坝又断了粮源，前线、后方食粮日趋困难。治城居民王全贞把自己“坐月子”吃的醪糟捐献了出来。红军对群众捐献的粮食十分珍惜，每餐只用丁点儿粮粒下锅，大量靠蔬菜、野菜做饭。红军对人民捐献的粮食牛羊，照价付款。但因民间储粮有限，不能解决如此庞大的红军队伍的缺粮问题。北川漩坪乡苏维埃主席王伯厚应邀参加红军庆功会,看见坚守千佛山伏泉山阵地的红军指战员吃鹿耳韭、灰灰菜等野菜，感动得热泪盈眶，下山后到处宣传:“红军为我们打天下,吃鹿耳韭、灰灰菜过日子，叫我们怎么过得?”群众听后纷纷献出口粮、干腌菜、猪牛羊，有的还到地里剥豌豆胡豆，打嫩粮送给红军。

　　北川是红军长征期间战斗时间最久的地区，县内道路崎岖，红军给养物资全靠民工人力背运。陈家坝苏维埃抽调60名身强力壮的游击队员，每人背米3斗，一趟即背回3000多公斤。背回的粮食一站转一站，直至送到千佛山、茂县前线。漩坪、治城、墩上3个乡苏维埃，肩负千佛山战线红军食粮的打集和运输任务。他们除打集本地粮食运送上山外，还负责转运其他地方送来的粮食。漩坪乡苏维埃组织了青壮年六七百名专为红军打粮，又组织漩坪妇女将打来和外乡送来的玉米加工成炒面送到前线。

　　向千佛山伏泉山运粮是支前工作中最艰巨的任务。为做好支前工作，墩上乡支前模范连长苟玉书带领80名青壮年组成支前队，向千佛山运送粮食和枪支弹药，下山抬回伤病员。墩上到千佛山顶有50里羊肠小路，运输队起早贪黑，翻越崇山峻岭，穿过摇摇晃晃的索桥，冒着被川军、土匪、地方团防袭击的危险，每天往返百余里,将一批批粮食和其他物资运到海拔近3000米高的千佛山上，在70多天的千佛山战役中天天如此。一次，小坝乡苏维埃为前线送去300多头牛羊，由墩上转送千佛山。因人少畜多，牛羊乱跑，护送人员钻竹林、穿刺丛、挂伤身体、扯破衣裤，最终把牛羊送到千佛山战场红军手里。藏坪乡游击大队长邓国钧带领300多人的游击队，专为驻伏泉山红军打粮运粮。一次，运粮路线被川军火力封锁，运粮队被迫绕道经墩墩石、黑瓮塘、大圆包到伏泉山。这条路的途中有一处陡岩，只能单身攀藤而上，不能背粮上去。他们就甩藤子把粮食一背一背地拉上去。本来大半天就能到达的路程，因绕行走了三天两夜。为了缩短路程、加快运输，红军和群众在黄皮沟为运粮队新辟了一条山路。这条路途中有一条宽3丈、深不见底的峭缝，难以逾越。红军就砍了一株两人合抱大的松树倒于峭缝上搭成木桥。运粮队经过这里，稍不留意，就有粉身碎骨的危险，故称之为“人命桥”。有不少群众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支援红军 修路架桥积极参军

　　川军在败逃中，破坏了县内主要桥梁。红军迅速组织泥匠、石匠、木匠、篾匠等开会，动员布置架桥事宜，成立了60人的架桥队修复桥梁。

　　在广大群众和架桥队的艰苦努力下，整个北川峡谷内的桥梁道路畅通无阻，为红军行军作战、开展地方工作提供了交通条件。

　　最为艰巨的任务，是架修茂县的镇西桥。北川县苏维埃大力征集竹子竹篾，将北川60人的架桥队扩大到200多人，编为两个架桥连，派北川县苏维埃主席陈忠理(石匠)率领，前往茂县架桥。治城城厢乡从官竹林砍出的白夹竹就有5万多斤，漩坪乡苏维埃主席王伯厚亲自坐镇，将征集的竹子竹篾，打成4根各长30多丈的桥绠，派300多人抬往茂县。在北川去茂县170里的山路上，扛篾圈子的、抬桥绠的川流不息，人们昼夜兼程，将这批材料陆续运到了茂县县城。镇西桥于6月上旬架修竣工，加速红四方面军西进与中央红军懋功会师的步伐。

　　镇西桥落成后，北川两个架桥连在红军带领下,带上剩下的竹篾材料，前往威州继续架桥……北川人民在修路架桥中，历尽了千辛万苦，为红军向岷江流域进军作出了贡献。

　　红军进入北川以后，北川人民在红军的号召下，参加红军保卫胜利果实的热情空前高涨，许多群众经红军在街头巷尾、田头院坝一宣传就跟红军走了;一些为红军运送物资的群众把东西送到目的地后，自愿加入了红军队伍。北川陈家坝乡苏维埃运输队50人，有30多人当了红军;江油回族阿訇肖福祯、松潘羌族土司安登榜，都是在北川境内投奔红军的。1935年4月，红军进入北川，土司安登榜便毅然参加了红军。1935年7月，安登榜率领游击队跟随红军队伍西进，在藏区开展宣传和筹粮工作期间，于毛儿盖索花寨山后壮烈牺牲。

　　在“扩红”运动中，父送子、妻送夫、弟兄相送参加红军的情景比比皆是，父子、母子、夫妻、弟兄同时参军的处处可闻。东溪乡陈正伦带着两个儿子，姜世坤和他的母亲，陈天顺的哥嫂夫妻俩，邓国树的两个哥哥都同时参了军，全乡参军的有76人。人烟稀少的青片乡参军的有52人。被川军严密封锁的苏宝沟农民，听到“扩红”消息后，越过川军防线，参加红军。北川县龙凤乡游击队员389人集体参加红军，漩坪乡有200多名游击队员集体参加红军。

　　据统计，全县参加红军共1500多人，加上红军撤走时为红军运送物资、武器辎重和送别亲人，未归的共3000多人。他们许多人为革命光荣献身，许多人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

　　(黄丽 绵阳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刘毅 胥江 文/图)

　　编辑：谭鹏